李奕濤：馮達旋教授新著作"China'sMillenniumTransformation"的讀后感
Chinas Millennium Transformation 讀后感
李奕濤華東師范大學長三角金融科技研究院首席科技官
在仔細閱讀了姨父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名譽院長馮達旋博士在多年跨國界和跨文化體驗和感受后深度思考大作《China Millennium Transform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深感小人物在歷史宏大敘事面前的沉重和無力感，同時也為在這些年所見識到的林林總總困惑，發現了一定程度的撥云見日般的清晰和通暢。
“OH,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
我在這本書中第一次認識了這位其實大名鼎鼎的著名英國作家，他于1907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在書中出現的重點是在于能夠獲得如此人文精神高度認可和成就的大作家，其實是如此低看甚至忽略東方文明的。由于所處時代的不同，我們今天只能認為他所看到的體現了各種歷史客觀的局限性吧。
幾乎在同一章節特別談到了 2023 年 5 月份，美國國務院 Policy Planning 的 Director, Ms. Kiron Skinner， 明確提到美國和中國的競爭是“首次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型態的斗爭。”我們很清楚自 2023年后中美之間發生了什么變化，幾乎所有在改革開放中受益的中國人，無論身處國內外，無論從事什么職業，都覺得非常痛心和不解，很多很多人都認為我們也許太自大，也許太不成熟，也許……，所思所想無不希望盡快回到那美好的過去，同時對無法回到那美好的過去極其擔憂和失望！
如果一位近百年前的英國文化精英無法讓我們知道，其實中華文明為何并不能在世界文化中始終代表著主流價值觀或主流領導力量，而是不那么重要的從屬和偏門而已。恰恰在離我們這代人很近的當代，更有決定性力量的當今美國國務院的決策精英，把我們看成是一個具有對抗性和價值顛覆含義的代表。我們必須特別的驚醒和覺醒了。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在中國和世界中間，我們需要一個更清醒和更主動的自我認知和戰略視野！
姨父的成長背景其實是新加坡華僑，在青年時期赴美留學，從本科到理論物理博士，研究員和教授生涯，全部都是美國特點的時代和社會背景。有意思的是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想到了兩位和我有簡單交集的新加坡華人。其中一位是我在德州 UTA 讀書是遇到的新加坡空軍飛行員，我們那時在校園遇到他，雙方能夠輕松自如地用中文交流，我們幾個留學生興奮地稱他為我們中國人。讓我印象深刻地是他含蓄但堅定地糾正我們，他是新加坡人。我那時特別不解他為何不認為他是中國人呢？但我也理解他確實是新加坡人啊！另一次大概是在 2010年，我因為創業時和國外有業務合作，尤其是那時與一個老牌英國保險集團的亞太總部關系密切。新加坡總部經常派人到上海和北京和我們團隊交流。有次在晚飯時一位新加坡技術主管告訴我她上一輩很多發自內心，全力以赴幫助在大陸老家所有鄉親的事。她那時很小，也不懂為何老人有那么多的情感，現在都清楚這就是樸素的祖籍血脈相連的情感，也是對中華文明的高度認同的文化連接。當然作為和西方有更直接文化教育和生活方式關聯的他們這代人，很清晰也很直接，他們是新加坡人啊！我去過幾次新加坡，雖然每次都是機場到會場和酒店，見到的人非常有限，但是我能夠感受到無論那個年紀的新加坡人，對于中國大陸和中華文明，實在是感情深厚，對于我們在專業上的每個進步，由衷的欣喜和激動。對于我們還存在的各種問題，猶如是對自家的表親般的不解和憂慮。在那時期我對陳嘉庚是來自于新加坡就特別有感覺了！
在姨父的這本書中，還提到了我們都特別熟悉的冼星海，原來他們是畢業于同一個新加坡華人小學, 養正小學。這其實說明了什么是基礎教育，為什么基礎教育在價值觀和文化基礎建設中那么重要！這本書中花費非常多的章節提到了中國悠久的歷史中非常缺乏主動外向的世界觀，即使出現了漢朝張騫這樣的先鋒使者，但都不夠成主動雙向和進取性的文化交流。然而對走進來的不同文明其實非常包容，書中提到了那些從宋朝期間進入中原大地的猶太人，現在仍然住在河南開封，并保持著古老猶太風俗的猶太后裔。此書雖然以在國際政治舞臺極富爭議，代表著中國國家地緣政治發展目標的一帶一路為核心，但是此書更是作者馮教授作為有全球視野和接觸點的著名學者的文化觀察，以及對中國一帶一路的必要性和發展重心展開了非常獨到和高屋建瓴的觀察和討論。如果用一百個讀者，就會有一百個哈姆萊特為比喻看待這一中國宏大戰略，姨父版的一帶一路的關鍵詞便是“Culture Communication”。
書中最直接的討論和觀點其實是一帶一路不能成為簡單化的單向輸出，應該是雙向溝通。一帶一路不能成為簡單的貿易關系，而應該是經濟和文化的整合戰略，一帶一路的終極目標是歐亞大陸的歷史性整合。
書中談到最大，也是最深刻的是大學為代表的文化所能夠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性。對于中國大陸而言，一帶一路不是在政策和政府目標的重要性，而是在當今競爭和對抗紛紛擾擾的世界上，通過一帶一路的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是這個混亂世界走出困境和普遍性短視的解決方案。
從這個視角出發，書中談了不少有歷史價值，并且和馮教授個人有重要人生重疊的事件和人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姨父的父親，早期在紐約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原來國民政府新聞社駐印度新德里的首席記者，有歷史文獻記載印度獨立后的首個總理尼赫魯說過“中國和印度攜起手，亞洲的命運就可以確定了”，那是在印度和中國還幾乎一窮二白，戰亂紛爭的 40 年代啊。重點是尼赫魯的這段高論是在接受馮教授父親訪談時專門說出來的。這本書中談了很多關于印度和中印文化的內容，讓我們對于文明交流的不易印象深刻，重點之一是如此重要的鄰國印度，我們對他們的了解太不夠了，當然他們對于我們也一樣。全大陸有南亞文化研究院的大學就四、五個，印象深刻的就是北大和四川大學，對南亞的研究人員也就三千左右。印度曾希望在中小學開設作為第二外語的中文課程，但是遺憾的是因為沒有足夠的中文老師不得不放棄了這個重要的文化建設。我想到的是受到損失的是誰呢？
任何一個對中國文化沒有偏見的中國文化人，應該都能理解并接受一個事實，我們的成就至今基本停留在脫貧致富的角度，我們基本上還不會主動做文化交流的長期工作。原因基本應該是太費時間，也太不易了，當然更大的原因應該是好處實在是看不見吧。
書中談到了在美國印度人士的杰出成就，無論在商業還是學術界，其實還有在政界，實在是讓我們中華文明的新一代汗顏啊。本質上看，印度人在走進西方文明的方面遠超中國人，也遠遠早于中國人，關鍵還在于印度獨立的領袖們本來就是西方文化殿堂中走出來的。
在一帶一路的戰略指引下，中國大陸的文化交流必須做的更好，更積極，更有效。書中提到很多印度和東南亞國家，隱含的意思是這是我們文明對話和文化交流的重中之重。既有歷史的基礎，也有非常現實的可能性和價值。但是書中本沒有提到太多太具體當今我們在文化交流中特別需要改善和加強的方方面面，因為只有這樣認識了，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交流的不易和關鍵究竟是為何？
我記得聽過一位文化人說過，對外國做文明溝通時非常忌諱說一些空泛的概念，特別不要說我們自己都不用或不信的老一套。文化交流其實是潤物細無聲，日本和韓國應該是我們很好的老師，他們打動西方世界的文化利器是什么？也是像我們推廣孔子一樣推廣德川家康或天皇家族史？對普通外國人而言，文化代表的符號是一個精致可視的揚州炒飯，還是一個網紅游戲，或者是一個電影？一個上海小資愛情故事和西部大山深處普通窮人故事，就不如一個主旋律慶典更易打動普通外國人對中國文明的理解和共鳴？
同樣的諾貝爾文學獎，從 Kipling 到 Tagore，再到莫言，其實看出來東西方文化在一百年里互相走進的趨勢，問題是莫言的故事有多利于中國文化的展示和傳播角度呢？這就是張藝謀電影在中國電影歷史中的作用是一回事，我們強大的文明基因應該接受得了通過一個不幸的故事體現我們的價值觀，甚至我們在文化演變中的軟肋。這會使得別人在全面了解我們之前，更容易接受我們。
我作為在美國德州文化突出的地區有過寶貴的學習和工作經歷，有太多類似于文化交流或文化沖突的親身經歷。我在國內創業階段，也因此被好友冠以一個標簽：“堅定的資本主義信仰者”。我也好奇為何我那么接納美國的一些價值觀和文明特點呢？
因為這次在美國“躺平”了五個月，非常幸運地讀了兩個親戚的書，除了姨父的這本宏大主題敘事，還有一本是我媽的大堂兄于 90 歲高齡手書的大部頭個人自傳。我覺得一位是告訴我過去九十年一個中國人在中國成長和在美國發展，開枝散葉的歷史，姨父展示給我的是作為一個受過中國文明和美國文明熏陶的文化人，我如何看待我們的發展和未來要求我們成為一個什么樣的文化載體。
我在德州讀書時，有次參加中國同學會組織國慶聚會，我無意說我們應該請校長來。當然我做為一份子和好友程寧兄一起去校長辦公室請校領導，讓我非常詫異地是其實非常簡單，記得在一個漂亮的校長辦公室，一位秘書認真簡單問清楚地點和時間，以及聚會主題，告訴我們非常高興我們能夠請校長參加。我們上百個中國同學和學者聚會時，場面熱鬧并比較混亂，記得突然有人說校長來了，校長 Dr. Robert Witt個子不高。也沒人陪著，擠近我們，在麥克風前熱情地說了十幾分鐘，意思基本就是特別高興在好日子中能夠祝賀我們的國慶，希望我們喜歡德州和大學校園。
還有一次與這個德州大學的校長見面是在 2023 年，也是馮教授書中提到的 UTA 印度裔校長 Dr. Vistasp Karbhar 訪問上海，他請我和其他三位校友在餐廳吃飯聚聚。當他知道我不久后要去美國芝加哥看兒子，他連續邀請我去 UTA 看看，他一定安排好接待我。我當時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堅決地說這次去美國是休假，時間都安排去看紅葉了，希望以后再去拜訪他。我難道覺得紅葉以后不會再有嗎？其實我一直也有意給 UTA 做點貢獻，幫助一下和我當時情況類似的新同學。我非常后悔那么愚笨！
我認為很多時候，文化的影響和傳承是很難直接感受到的，一份在異域的關心或不同背景但屬同一個上下文的文明關切，可能更容易打動別人或被理解。如果一帶一路是巨大的歷史性戰略，我們中國人容易理解的以小見大可能是高效的戰術手段了。當然越是領導，在這個方面越應該特別注意了。
最后想到一位新加坡著名印裔外交家馬凱碩 (Kishore Mahbunani)，前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當然也曾是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是一位難的在國際媒體和政論節目中為中國發言站臺的著名人物，有次在節目中提醒中國政府注意一個問題，為何那么多從中國得益的大公司、政府官員，在明明知道有太多太多對中國不實攻擊時，都集體不發聲了？
中國需要一帶一路，因為中國文明需要走出去，而中國文明走出去，我們中國文化的繼承者需要改變很多很多！
注：標題經編輯修改，作者原標題為：China’s Millennium Transformation 讀后感
文章選自中宏網，2023年12月 日
CCG 圖書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作者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變遷與理論發展，從技術與人本等新的視角觀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總結了后疫情時代新型全球化具備的特征，然后對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歷史與現實進行了全面總結，用數據與事實說明，中國正在從全球化的受益者發展為反哺者，正在通過自身發展推動全球化進程，并嘗試承擔起更多國際責任，為全球治理創新貢獻方案。作者對全球化發展的理論和文獻做了梳理，回顧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國的發展歷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本書從第四章開始，兩位作者對中國推動全球化實現包容性和公平性發展的路徑進行了探索，通過發揮中國的優勢和特點，讓中國為全球化發展注入新動力。作者基于長期的研究以及與國內國際、官產學各界有影響力重要人士的對話交流等，對中國的全球化發展路徑及全球治理創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國推動全球化發展的三大支柱與七大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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