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炎正是一位力主抗金的志士，由于統治者推行不抵抗政策，他的卓越才能、遠大抱負無從施展。這首詞通過對自家身世的傾訴，來表達他那憂國憂民的愛國熱情。真實地表現了他那種感時撫事、郁郁不得志的心理活動。雖然這首詞哀怨傷感是主要氛圍，但作者并非完全消沉，一蹶不振。全詞立意煉句不同一般，豪放、沉郁而又風姿卓約，藝術上有其特殊之處。

詞的上片，寫懷才不遇、壯志難酬之愁思，悲壯而沉郁。起首兩句，輕描淡寫愁態，夕陽西斜，詞人手持酒杯，臨風懷想，突發奇問。斜日，除了實寫景物，點明時間外，同時還有虛寫年華流逝之意，暗寓歲月蹉跎、青春不再的感慨。“無語問西風”，謂所問出之于心而不宣之于口。所問者西風，除了點明秋令外，也有與上句的“斜日”同一寓意。這兩句是對仗，使人不覺。接下來“胭脂”兩句，自然是發問的內容。

“芙蓉”是荷花，這里指秋荷。梁昭明太子《芙蓉賦》說它“初榮夏芬，晚花秋曜”。花色紅艷，所以詞人問西風：為什么（你把）所有的胭脂都做了顏料去染秋荷了（染得它這樣紅）？正如東風是春花的主宰一樣，西風也是秋花的主宰，至少詞人在這里是這樣認為的。這一問自然是怪誕而無理。又何以有此一問？

詞人來到江邊，見秋江上滿眼芙蓉，紅艷奪目，與其時自家心境大相徑庭，所以心里嘀咕，產生了這樣奇怪的想頭，正如傷春的人，責怪花開鳥鳴，可謂推陳出新之筆，以此暗寫愁懷，頗為沉郁。“放眼暮江千頃”句，補出上文見芙蓉時己在江邊，不疏不漏，“暮”字又回應“斜日”。這千頃大江，“中有離愁萬斛，無處落征鴻”，轉出寫愁正題。以往文人寫愁，方式較多：李煜以“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喻之；賀鑄以“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青玉案》）喻之；李清照以“雙溪舴艋舟，載不動”（《武陵春》）喻之；皆構思新穎，設想奇特。這里，詞人化用庾信“誰知一寸心，乃有萬斛愁”（《愁賦》）句，以“萬斛”言愁之可量，量而不盡，使抽象無形之愁，化為形象具體之物，比喻妥貼、生動。緊接著“無處”一句，再次極言愁之多，強化愁情：離愁滿江，竟連飛鳥立足棲息的地方都沒有，何況人呢？愁之無邊無際，由此可以想見，真是凄惻悲涼至極。這一句在上面兩句的形象比擬基礎上對愁情加以濃筆重抹，直至寫足寫透。以上七句，分作四層寫壯志未酬之愁情。

從淡筆輕寫到暗筆意寫，再轉為明筆直寫，最后又加以濃筆重寫，層層遞進，層層渲染。在這淡濃、明暗的映襯中，愁情愈發顯得強烈、鮮明。當時，詞人已三十四歲了，仍然是一介布衣。滿腹經世之才，無處施展，的確使人愁腸寸斷。這種“報國欲死無戰場”的悲壯沉郁之情，至此淋漓盡致，達到高潮。于是在筆墨酣暢之后，詞人又出以淡筆，使語氣變得平緩。

“天在闌干角，人倚醉醒中”：暮色蒼茫，唯有闌干的一角還可見一線天光；倚著闌干，愁懷難遣。“醉醒中”，非醉非醒、似醉仍醒的狀態，是把酒澆愁（醉）而后放眼觀物（醒）情貌的捏合，與東坡《江城子》詞“夢中了了醉中醒”句所說的相近。詞人飲酒之所以醉，是由于內心積郁，愁腸百結；而仍醒，是因為胸中塊壘難平，壯志未酬。兩句一邊收束上片的離愁別緒，一邊又啟下片的心理矛盾。結構上顯得變化多端，感情上也頓挫有致，視象上又現出一幅落拓志士的絕妙畫圖。

下片，詞人即調轉筆鋒，著重刻畫報國與歸田的心理矛盾。開合張弛，忽縱忽擒。首先是過片三句承接上片意脈，由詞人自言其人生道路：客游他鄉，披風戴雨，萍蹤浪跡，飄泊不定；接著，由此發出人生如寄的感嘆，化用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的詩意，寄寓田園之思。并且緊跟問句，憤然發問：誰是國中豪杰？答語顯然：國中豪杰舍我其誰！而英雄又何處可用武？詞人無奈地說：“請借我浪跡江湖的舟楫”；我愿效法范蠡大夫，做個釣魚隱士。把退隱心情表現得委婉有致而又酣暢淋漓，渲染得十分飽滿。

這幾句真實反映了詞人遭受了人生的種種挫折，抱負未得施展，理想不能實現，從而憔悴失意，無可奈何的苦衷。《水調歌頭·登多景樓》一詞有“可憐報國無路，空白一分頭”、“此意仗江月，分付與沙鷗”，坦露的也正是這種思想。這種思想在當時的愛國志士中帶有普遍性和典型性。辛棄疾與之唱和的詞中就有“倦游欲去江上，手種桔千頭。”這些發自內心深處的感慨和悲憤，飽含著多少辛酸苦辣。最后兩句，筆調頓挫。在那股去國離家，退隱田園的感情洪流奔騰洶涌之時，驟然放下閘門。從而強烈表現了詞人立志報效國家的拳拳之心；傾吐了對故國山河的無限眷戀；形象生動地再現了詞人既欲擺脫一切，又彷徨無地的心態，以及憨厚、忠悃的性情。它與屈原“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離騷》）的愛國精神一脈相承。

綜上所述，這是一首十分明顯的感懷秋日的詞。作者與辛棄疾是至交。人品、氣節十分相似，詞品、格調也很相近。公元1178年（即淳熙五年），楊炎正與辛棄疾共同乘舟路過鎮江、揚州，曾寫下有名的《水調歌頭·登多景樓》，抒發報國無路、虛度光陰的苦楚。《水調歌頭·登多景樓》與此詞內容相似，詞情亦頗有相通之處，可以對照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