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

或問曰：“辯安生乎?”

對曰：“生于上之不明也。”

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

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儀的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翻譯

有人問道：“辯說是怎么產生的呢?”

韓非回答說：“產生于君主的不明智。”

問話的人說：“君主不明智就產生辯說，為什么呢?”

韓非回答說：“在明君的國家里，命令是最尊貴的言辭，而法律是處理政事的最高準則。除命令外，沒有第二種尊貴的言辭;除法律外，沒有第二種行事的準則;所以言論和行動不合乎法令的必須禁止。如果言論沒有法令作依據，但可以對付詭詐、適應事變、謀得利益、推斷事理的，君主必須采納這種言論并進而責求它的效果。言論和實效相符，就給重賞;言論和實效不符，就給重罰。因此愚笨的人畏罪而不敢說話，聰明的人沒有什么可爭論的。這就是沒有辯說存在的原因。亂世就不是這樣了。君主有命令，而平民可以用學術主張加以反對;官府有法律，而平民可以用私人行為加以違反。君主反而放棄法令而尊崇學者的智慧和行為，這就是世上有那么多人從事學術活動的原因。言行要以功用作為它的目的。磨快獵箭，用來無目的地亂射，箭頭不曾不射中細小的東西，但是不能稱為善于射箭的人，因為沒有固定的靶子。設立直徑五寸的箭靶，拉開十步的距離，不是羿和逢蒙不能一定射中，是因為有固定的靶子。所以有固定的靶子，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是技藝高的;沒有固定的靶子，胡亂發射而射中微小的東西，仍然算是技藝差的。現在聽取言論，觀察行為，不把功用作為它的目的，言論雖然很明察、行為雖然很剛直，不過是些胡發亂射的言論。因此在亂世里，聽取言論時把隱微難辨作為明察，把博學多文作為雄辯;觀察行為時把遠離社會作為賢能，把違抗君主作為剛直。做君主的喜歡這種明察，雄辯的言論，尊重這種賢能、剛直的行為，所以那些制訂法術的人，雖然確定了行為的標準，分清了爭辯的是非，但沒有人加以肯定。因此儒生、游俠多了，耕戰的人就少了;‘堅白’‘無厚’的詭辯風行起來，憲章法令就會遭到破壞而消亡。所以說君主不明察，辯說就產生了。”

作者簡介

韓非子(約前280-前233)，即韓非，為韓國國君之子，戰國末期韓國人，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稱“韓子”或“韓非子”，中國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著作有《韓非子》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