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歲那年，我們家搬到父親所在報社的家屬院。我家在巷子西側，東側的院子空著，長滿了草，夏天會開出花朵，有風沒風都輕輕搖曳。我經常一個人溜進去，唱歌、跳自己編的舞蹈，像一個原始人，體會那沒有章法的快樂。
　　
　　空院子往東是某官員家，官員還算客氣，官員夫人卻很倨傲。有幾次我媽下夜班，推車經過她家門口，車輪碾著破舊不堪的水泥板路，“咣當”聲驚動了她。她沖出來大罵，用詞十分惡毒，我媽也不是吃素的，也不懂官民差距，兩個人大吵一架，就此交惡。
　　
　　再往東就臨近巷口了，住著王叔一家。他們家異常安靜，只是偶爾會飄出琴聲，那是他女兒在練琴。王叔是報社的副刊編輯，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算得上高學歷。有幾回，我在我爸的辦公室寫作業，王叔閑閑地踅進來，丟過來一本《詩歌報月刊》或者別的雜志，上面往往會有他的新作，讓我心氣極高的老爸也為之嘆服。
　　
　　王叔的妻子與他的氣質相似，她身材高挑，面龐雍容又清秀。我爸經常說她像朝鮮族人，大概指她身上那種沒有煙火味道的清爽吧。
　　
　　在當時普遍雞飛狗跳的生活中，王叔一家活出了某種優裕的規整，這讓我本能地對他有一種距離感，遠遠看見了心里也會犯難，不知道該不該像對別的叔叔伯伯那樣打一聲招呼。我隱隱感到，他看不上這些俗世規矩，況且許多時候他的眼神都是飄忽的，我就是打招呼，他也會看不見吧。
　　
　　這種狀況到我14歲那年被改變。那年我讀初二，學習成績一般，唯有作文寫得還行。青年節前，班主任叮囑我寫一首詩在學校的慶祝活動上朗誦，我花了一節課的時間，寫了出來。
　　
　　我在家里朗誦時，我爸聽到了，他認為這是一首佳作，但理性告訴他，還是應該聽一聽業內人士的意見。他拿著那首詩去了王叔家，王叔看了之后，連聲說：“不錯，不錯。”
　　
　　這讓我爸更加興奮，回到家就說：“王秋生向來眼高于頂，能說兩個‘不錯’，那一定是真不錯。”又過了幾天，我爸對我說，王叔讓他轉告我，把那首詩抄給他，可以在副刊上登一下。
　　
　　那是我發表的處女作。我在心里感謝王叔，卻還是很畏懼他，要不要打招呼這件事比以前更加困擾我。但無疑，我寫作的熱情提高了，開始在閑暇時寫點自己想寫的東西。
　　
　　有一次，我寫了一篇文章，表達了自己對30歲的向往。以我如今40歲的年齡，看30歲的姑娘都是少女；但是在我14歲的時候，卻覺得30歲的女人已經飽經滄桑，只是那滄桑是美麗的，讓我向往。
　　
　　我爸讀完后，完全找不到北，只好把文章拿給王叔看。在我爸回來之前，我心里一直是忐忑的。我想，他會怎么說呢？矯情？無病呻吟？大人不會懂這種感受，何況我自己也覺得，我有意無意地將某種情緒放大了。
　　
　　我爸很快就回來了，讓我跟他一塊兒去王叔家。當著我的面，王叔嘲笑了我爸審美落伍，說他看不懂這種文字里的“情懷”，又從書架上取下幾本書，讓我拿回去看看，其中有兩本是三毛的，還有一本是都德的《磨坊筆記》。
　　
　　好像有一個新世界就此為我打開一樣，我的閱讀和寫作進入了一種全新的狀態，我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想怎么寫就怎么寫，那些不易說出口的心事、言過其實的情緒，以及突兀得不合乎語法的表達，王叔都能看出好來。有些文章他還會拿去發表在報紙上。
　　
　　此外，王叔還有一種讀書人罕見的慷慨，經常把自己買的書借給我看。我最初看到《文化苦旅》便是在他那里。雖然如今的余秋雨毀譽參半，但在當時，在國內的散文家里，的確無出其右者。
　　
　　即使在今天，我仍然愿意把《文化苦旅》推薦給中學生。他的某些姿態的確是有點“裝”，但對于年輕人來說，有許多情懷是從“裝”開始的，裝著裝著就成真的了。就像當年我們讀《紅樓夢》，一大半興趣來自將自己想象成林黛玉，不管怎樣，先進去就好，總是要有進得去出得來這樣一個過程。
　　
　　有時，王叔也不是很認真地薦書，但只需三言兩語他就能讓我有所領悟。比如他說杜甫好，我原本是喜歡王維和李白更多一點的，對于杜甫，只知道《石壕吏》這些政治正確的“史詩”，但王叔將“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隨口一念，我便頓感驚心。
　　
　　如今想來，并非是王叔念得有多好，而是相對于課本，我對他的信任度高得太多。那種信任還原了被課本屏蔽掉的杜甫的好。后來我又將杜甫的許多詩句讀進心里，直到現在，他都是我最喜愛的詩人。
　　
　　王叔跟我說魯迅的好時，也會隨口念出幾個文案。我曾經有口無心地背下來的文案，被他念出了奇妙的質感，我再去看魯迅的文字，果然如香菱學詩所形容的：“念在嘴里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有一段時間，我讀魯迅讀得如醉如癡，如今看魯迅，不再全盤接受，但我依然愛他金鉤鐵畫般的文字。感謝王叔，讓我早早感受到那種美。
　　
　　太和縣的作者苗秀俠，就很羨慕我“近水樓臺先得月”，雖然她同樣受益不少。
　　
　　我見到苗秀俠是在某天晚上，王叔過來叫我，說：“苗秀俠來了，你來見一見吧。”
　　
　　我知道苗秀俠這個人。她原本是太和縣的一個農村姑娘，天生有靈氣，一邊務農一邊寫作，被王叔從無數作者中發現且極為欣賞。他才不在乎發稿節奏什么的，有一段時間，幾乎天天有她的文章見報。在當時，地方報紙副刊的影響力驚人，連地委書記都注意到了這個會寫的女孩子，還特地坐車去看她，幫她解決了工作。
　　
　　那天晚上出現在我眼前的苗秀俠，相貌與笑容都很樸實，和我見過的其他農村姑娘并無太大差別，只是一談到閱讀和寫作，她的眼睛里立即閃現某種光彩。她羨慕我住在王叔家隔壁，說：“如果是我，我不睡覺也要把那些書全看完！王老師在信里提到的很多書，在我們那個小地方都買不到。”
　　
　　“能看書多好啊！”她抬起頭，望著天花板說。我能夠想象這句話背后的內容：能看書，就能最大限度地打開自己的七情六欲，現實退場，幻象浮現。那時還不流行“穿越”這個詞，閱讀卻能讓我們不依靠任何裝備，從當下穿越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這或許是王叔對我們最大的幫助，他不僅教會我們自在地寫，還教會我們把時間放在讀什么上。我再大一點的時候，他又對我說：“不要再讀三毛的書了，其實三毛有一點矯情。”他交給我的書，是《異端的權利》和《人類群星閃耀時》。有時，他也會把最新出版的《讀書》交給我，說：“里面有一篇文章不錯，你可以看看。”
　　
　　他不只是這樣待我，那幾年，小城里但凡寫得好一些的作者，都會被他關注。我常常會聽他愉快地說起，誰誰寫得不錯，雖然俗了一點，但那種俗有俗的好；誰誰讀書很多，筆法艱澀，但像書法里的枯筆，也是一種美。他的那種孜孜不倦，超出了一個編輯的本分，我不知道，是什么讓他樂此不疲。其他市縣的作者經過小城時，有時會住在他家里。
　　
　　但他對我和苗秀俠又是不同的。苗秀俠后來任性地放棄了工作，嫁到南方。幾年后，她攜夫君歸來，想在小城找一份工作。王叔十分上心，與其他朋友合力，幫苗秀俠在小城落了腳。1999年年底，我感覺很難在合肥生活下去，便給王叔打電話，想回小城到他那里謀生計—他時任某周刊總編，他卻很堅決地對我說：“你不要回來，你回來干嗎？”
　　
　　在當時，我是有點怨艾的。數年后，才覺出他的用心良苦。我與苗秀俠不同：苗秀俠拖家帶口，有一個地方容身是當務之急；我只身一人，為什么不走得更遠一點呢？我感謝他當時堅定的拒絕。
　　
　　這幾年，我跟王叔見面不多，他偶爾會發來郵件，跟我推薦某個作者不錯，讓我關注一下，有時還會轉發一些文章給我。我一向覺得親朋好友轉發的稿件讓我很頭疼，它們大多寫得很可怕，唯有王叔不同，那些作者都不與他沾親帶故，他是真的覺得他們的文章寫得好。
　　
　　還有一次，他途經我家，同行者為一對夫婦和一個小姑娘，他說那個小姑娘擅長寫劇本，他帶他們去找他的一個同學，看看能否有更多的機會。我心中失笑，在那個女孩身上，我看到了當年的自己。
　　
　　有一次參加省作協的會議，來自吾鄉的幾位作家，很多都曾得王叔指教。在我們那座小小的城里，他算得上一位燃燈者。我不知道，是什么讓看上去淡漠的他，有這樣一份熱情。在這樣的時代，他的熱情甚至有一種古意。
　　
　　我慶幸我在那條巷子里遇見了王叔。在人的一生中，有許多次遇見，遇到友誼，遇到愛，遇到懂得，遇到崇拜……遇到一個領路人尤其重要。
　　
　　在如吸墨紙一般，隨便吸收個什么就能暈染得一塌糊涂的年紀，遇到一個有水準、可信任而且還助人為樂的人是多么難得！他讀過的書、走過的路、看過的云、起伏過的心思，都有可能成為你的某個起點，你一下子就站到那里，然后走下去。
　　
　　而王叔最讓我敬重的地方是，他總希望有一些人，能走得比他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