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常常想起魏晉時期，阮籍的一件事。
　　
　　阮籍的母親過世時，他不哭。
　　
　　按儒家的傳統(tǒng)，父母去世，即使用錐子刺自己，都是要哭出來的。
　　
　　但阮籍不哭。賓客來吊喪時哭成一團，他卻無動于衷。等到賓客散盡，他突然吐血數(shù)升……
　　
　　這是阮籍表現(xiàn)憂傷的方式。在他看來，母親過世是我自己的事，為什么要哭給別人看？
　　
　　他不是沒有道德，他是不想讓道德情操變成一種表演。
　　
　　當?shù)赖伦兂梢环N表演，就是作假，就會變成各種形態(tài)的演出，就會讓最沒有道德的人變成最有道德的人，語言和行為開始分離。
　　
　　但如果你仔細觀察，便會發(fā)現(xiàn)在群體文化中，婚禮、喪禮都是表演，與真實的情感無關。
　　
　　當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群體文化碰到個體，就產(chǎn)生了“竹林七賢”。他們是七位特立獨行的個體，活得如此孤獨，甚至讓旁人都覺得悲憫。他們?yōu)槭裁匆@么堅持呢？
　　
　　2
　　
　　我當老師的時候，也曾經(jīng)對特立獨行的學生說：“你干嗎這樣子？別人都不會這樣。”說完，我突然覺得好害怕。
　　
　　近幾年來，我常在做懺悔和檢討。
　　
　　在大學任教這么久，自認為是一個好老師，卻也曾扮演過壓迫孤獨者的角色。
　　
　　有一次看到女學生為了參加舞會，凌晨兩點鐘在圍墻的鐵絲網(wǎng)上疊了幾床棉被，一翻而過。我告訴她們要罰背詩、寫書法，但不會報告給教官。
　　
　　其實我心里覺得她們很勇敢，但還是把她們勸回去了。
　　
　　更有趣的是，關于這個鐵絲網(wǎng)，校長曾在校務會議上得意地說，這是從德國進口的圓形鐵絲網(wǎng)，各方面都可以防范——可是20歲上下的女孩子，你關都關不住。
　　
　　3
　　
　　后來我如何大徹大悟了呢？因為一個學生。
　　
　　有個學生在校園里貼了張布告，內(nèi)容是對學校砍樹的事感到不滿。這個人是敢做敢當?shù)亩蹲樱炎约旱拿侄紝懥松先ァ?br/>　　
　　認同的鼓掌叫好，說他伸張正義。還有人在布告后面寫了一些下流的罵校長的話，但他們都沒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
　　
　　學校決定要嚴辦此事，當時我是系主任，我打電話給校長。
　　
　　校長說：“我要去開會，馬上要上飛機了。”我說：“你給我10分鐘，不然我馬上辭職。”我保住了這個學生，他沒有受到處罰。
　　
　　但是當我把這個學生叫來時，他對我說：“你為什么要這樣做？你為什么不讓他們處罰我？”我到現(xiàn)在還在想這件事。
　　
　　在群體文化里，二愣子很容易受到傷害，因為他們很正直，有話直說。布告這件事中，包括我在內(nèi)的師長，都是在傷害他。
　　
　　我動用我的權力去保護他，可是對他來講，他認為自己沒有做錯。為什么不讓他據(jù)理力爭，去向校長、向訓導單位解釋清楚，讓他為自己辯白？
　　
　　不管是爬墻的女孩，還是那個貼布告的學生，都是被我保護的。
　　
　　但是，我自以為是的保護，其實是在傷害他們的孤獨感，使他們的孤獨感無法完成——我在設法讓他們變得和群體一樣。
　　
　　就像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絕境時，他們的哭聲才震驚了整個文化界。當時如果有人保護他們，他們便無法仰天長嘯了。
　　
　　4
　　
　　“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娶了公主為妻，是皇帝的女婿，但他從沒有利用駙馬爺?shù)纳矸葑访美ｏ?0歲時遭小人陷害，說他違背社會禮法，最后被押到刑場砍頭。
　　
　　他究竟做了什么傷風敗俗的事？不過就是夏天穿著厚棉衣在柳樹下燒了個火爐打鐵。
　　
　　這不是特立獨行嗎？這不是在和群體的理性文化對抗嗎？這是法律在判案，還是道德在判案？
　　
　　嵇康被押上刑場的罪名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無益于今，有敗于俗。”這個罪名留在歷史里，變成許多人的共同罪狀——我們判了一個特立獨行者的死刑。
　　
　　嵇康40歲上了刑場，好友向秀為他寫了《思舊賦》。寫到他上刑場時，夕陽在天，人影在地。
　　
　　嵇康是一個美男子，身長八尺，面如冠玉，當他走出來時，所有人都被震驚，因為他是個大音樂家。在臨刑前，三千太學生還集體跪下求教，然而，嵇康彈了一曲《廣陵散》后嘆道：“《廣陵散》于今絕矣！”
　　
　　有人說，嵇康怎么這么自私，死前還不肯將曲譜留下？但嵇康說，不是每一個人都配聽《廣陵散》。
　　
　　如果活不出孤獨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獨行，藝術、美是沒有意義的，不過是附庸風雅而已。
　　
　　每次讀向秀寫的《思舊賦》，我總會為之動容。生命孤獨地出走，卻整個粉碎在群體文化的禮法教條上。
　　
　　5
　　
　　忠、孝究竟是什么？當我們在談孤獨感時，就必須重新思考這些我們自以為已經(jīng)很熟悉的倫理規(guī)范。
　　
　　儒家文化有其偉大之處，孔子的哲學也非常了不起，但當一種思想獨大之后，缺乏牽制和平衡，就會產(chǎn)生許多問題。
　　
　　從法國回來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學任職，是校內(nèi)13位一級主管之一。當時如果要給學生記大過，就必須開會，由13位主管都同意并簽字后才能通過。
　　
　　我第一年參會時遇到一個案例，那是1977年發(fā)生的事。一個南部學生到北部讀書，在外租房住，房東寫了一封信給學校，說這個學生品行不良，趁他不在時勾引他的老婆。學校就以此為罪狀，要學生退學。
　　
　　我覺得應該要了解背后的因由，當時不愿意簽字。當我提出看法時，聽到旁邊有個聲音說：“蔣先生畢竟是從法國回來的，觀念比較開放。”
　　
　　我嚇了一跳，我還沒來得及說明，就已經(jīng)被判定了性質(zhì)。
　　
　　不管是這個案例還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實都是不自覺地受到群體文化的影響。許多事情都變成了“想當然”，即使事后發(fā)現(xiàn)不是如此，也不會有人去回想為什么當初會“想當然”。
　　
　　孤獨感的探討一定要回到自身。因為孤獨感是一種道德意識，非得以檢討自身為起點。
　　
　　群體的道德意識往往會變成對他人的指責。在西方，道德觀已經(jīng)回歸個體的自我檢視，對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對自己行為的反省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