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誕節，男孩子們又要求買一艘劃艇。
　　
　　他們的爸爸說：“沒問題，我們回卡塔吉娜再買。”
　　
　　九歲的托托和七歲的喬爾遠比父母想象中來得堅決。他們齊聲說：“不，我們現在就要。”
　　
　　他們的母親說：“但是，這兒只有淋浴間的水可以劃船。”
　　
　　她和丈夫的話都沒有錯。他們在卡塔吉娜的家有個帶海灣船塢的院子，還有一個可容納兩艘大游艇的棚舍。但是，他們在馬德里這邊是擠在卡斯特拉納街四十七號的五樓公寓里。可是他倆曾經答應孩子們：如果他們在小學得到全班第一名，就送他們一艘有六分儀和羅盤針的劃艇。孩子們做到了，所以到頭來父母都無法拒絕。
　　
　　于是做爸爸的把這些都買來，沒跟太太說半句——太太是比他更不愿意還“賭債”的。那是一艘美麗的鋁艇，吃水線有一道金色條紋。
　　
　　午餐的時候，爸爸宣布：“小艇在車庫。問題是，沒有辦法由電梯或者樓梯把它搬上來，車庫也騰不出多余的空間了。”
　　
　　可是下一個星期六下午，孩子們請同學來幫忙把小艇搬上樓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傭房。
　　
　　爸爸說：“恭喜！現在呢？”
　　
　　男孩子們說：“我們只是要把小艇擱在房間里，現在已經放進來了。”
　　
　　星期三，爸爸媽媽照例看電影去了。孩子們成了家里的大王兼主子，他們關上門窗，打破客廳里一盞亮著的電燈燈泡。一股清涼如水的金光開始由破燈泡中流瀉出來，他們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然后，他們開著電燈，拿出劃艇，就在屋內的“小島”之間隨意航行。
　　
　　這次荒誕的奇航是我在參加一次家居用品詩歌研討會時，說了幾句玩笑話的結果。托托問我為什么一碰開關燈就會亮，我沒有多思考。
　　
　　“光就像水，你一扭開龍頭，它就出來了。”我說。
　　
　　于是他們每星期三晚上都行船，學習使用六分儀和羅盤針。等他們的父母看完電影回家，總發現他們在干干的地上睡得像天使。幾個月后，他們渴望走更遠，就要求全套的潛水裝，包括面具、鰭狀肢、氧氣筒和壓縮空氣槍。
　　
　　他們的父親說：“你們把一艘不能用的劃艇放在女傭房間已經夠糟了，現在你們還要潛水裝備，豈不更糟糕？”
　　
　　“如果我們第一學期贏得金梔子花獎呢？”喬爾說。
　　
　　他們的母親惶然說：“不，已經夠了。”
　　
　　他們的父親責備她太強硬。
　　
　　她說：“這兩個孩子該盡本分的時候，連根釘子都贏不到。可是為了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什么獎都拿得到，連老師的職位都能搶到手。”
　　
　　最后，父母既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可是到了七月，托托和喬爾各獲得一個金梔子花獎，且獲得校長公開表揚。那天下午，他們沒有再開口，就在臥室里發現兩套未拆封的潛水用具。
　　
　　下一個星期三，當他們的父母在電影院觀賞《巴黎最后的探戈》的時候，孩子們把公寓注滿了金光，房間里像有溫馴的鯊魚在床鋪等家具底下潛游，從光流底部可以打撈出不少幾年來迷失在黑暗里的東西。
　　
　　在年終頒獎大會上，兩兄弟被贊譽為全校典范，獲得杰出獎。這次他們用不著開口，父母主動問他們要什么。他們非常講理，只要求在家開個宴會招待同班同學。
　　
　　他們的爸爸和媽媽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滿面春風。
　　
　　“這證明他們成熟了。”他們的爸爸說。
　　
　　再下一個星期三，當他們的父母正在觀賞《阿爾及爾戰役》時，卡斯特拉納街的行人都看見一道光瀑從一幢樹影掩映的老建筑里流瀉下來，溢出陽臺，一股一股沿著房屋正面傾瀉而下，金色洪流急奔大道，一路照亮了市區，直亮到瓜達拉巴。
　　
　　救火隊面對這個緊急狀況，撞開五樓的門，發現公寓里滿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發和安樂椅在吧臺流出的酒瓶和大鋼琴間高高低低漂浮著，鋼琴上的馬尼拉罩巾時起時落，像一條金黃色的軟骨魚，不停地扇動。家居用品詩意盎然，好像長了翅膀，在廚房的上空飛翔。孩子們跳舞用的軍樂隊樂器，在母親水族箱里游出來的彩色魚兒間漂來漂去，那些魚是浩瀚的金光沼澤里唯一活生生而且快快樂樂的動物。每個人的牙刷、爸爸的保險套、媽媽的面霜及備用假牙都浮在浴室里，從主臥室流出來的電視機則側浮著，還在播午夜電影的最后一段情節。
　　
　　大廳那一頭，托托戴著潛水面具和僅夠抵達港口的氧氣，坐在船尾，隨浪潮擺動，手握緊雙槳，正在找燈塔；喬爾浮在船頭，還在用六分儀尋找北極星；滿屋子漂浮的是他們的三十七個同學，有的正在窺視天竺葵盆栽，有的正在唱改了歌詞來嘲弄校長的校歌，有的正從爸爸的酒瓶偷喝一杯白蘭地酒……就這樣化為永恒。
　　
　　他們同時扭開太多燈，公寓里泛濫成災，醫院傳教士圣茱麗安紀念小學的整整兩個班學生，最終淹死在卡斯特拉街四十七號五樓——在西班牙的馬德里，一個夏天像火燒、冬天冷如冰、沒有海洋也沒有河流、居民永遠學不會光海航行術的遙遠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