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第一次到北京讀大學的時候，與我當年是同樣的年齡。在父母的眼里，17歲，只不過是個孩子，而且，又是沒出過縣城連火車也沒有見過的農村少年。母親便打電話給我，說：“要不你回來接他吧，實在是不放心，那么大的北京，走丟了怎么辦？”我想起這么多年來，一個人走過的路，很堅決地便拒絕了。我說：“有什么不放心的，一個男孩子，連路都不會走，考上大學有什么用？！ ”
　　弟弟對我的無情很是不悅，但父母目不識丁，他也只能依靠自己。我能想象出他從小縣城到市里坐火車，而后在陌生的火車站連票都不知道去哪兒買的種種艱難，但我只淡淡告訴他一句“鼻子下有嘴”，便掛掉了電話。是晚上12點的火車，怕天黑有人搶包，母親提前五個小時便把他攆去了車站。他一個人提著大包小包，在火車站候車室里坐到外面的燈火都暗了，終于還是忍不住給我打了電話。我聽著那邊的弟弟幾乎是以哭訴的語氣提起周圍幾個老繞著他打轉的小混混，便劈頭問道：車站民警是干什么的？！這么晚了還來打擾我睡覺，明天車站見吧。弟弟也高聲丟給我一句：車站也不用你接，用不著求你！我說，好，正巧我也有事，那我們大學見。我舉著電話，聽見那邊嘈雜的聲音里，弟弟低聲的哭泣，有一剎那的心疼，但想起幾年前那個到處碰壁又到處尋路的自己，還是忍住了，輕輕將電話掛掉。
　　弟弟是個不善言語又略略羞澀的男孩，普通話又說得那么的蹩腳，掃一下眉眼，便知道是鄉村里走出來的少年；亦應該像我當初那樣，不知道使用敬詞，問路都被人煩吧。他一個人在火車上，不知道廁所，水都不敢喝。又是個不舍得花錢的孩子，八個小時的車程，他只啃了兩袋方便面。下車后不知道怎么走，被人流裹挾著，竟是連出站口都找不到。總算是出來后，一路上擠公交車，沒聽到站名，坐過了站，又返回去。等到在大學門口看見我笑臉迎上來，他的淚一下子流出來。看著這個瘦弱青澀的少年，嘴唇干裂，頭發蓬松，滿臉的汗水，額頭上不知哪兒劃破的一道輕微的傷痕，我終于放下心來，抬手給他溫暖的一掌，說：“祝賀你，終于可以一個人闖到北京來。 ”
　　臨走的時候，只給他留了兩個月的生活費。我看他站在一大堆衣著光鮮的學生群里，因為素樸而顯得那么的落寞和孤單，多么像剛入大學時的我，因為卑微，進而自卑。我笑笑，說：“北京是殘酷的，也是寬容的，只要你用心且努力，你也會像姐姐那樣，自己養活自己。”我知道年少的弟弟，對于這句話，不會有太多的理解，他只是難過，為什么那么愛他的姐姐，在北京待了只是幾年，便變得如此的不近人情？ 他之所以千里迢迢地考到北京來，原本是希望像父母設想的那樣，從我這里獲取物質和精神的多方支持，卻沒想到，連生活費，都要自己來掙。
　　一個月后，弟弟打過電話來，求我給他找份兼職。我說：“你的同學也都有姐姐可以找嗎？”他是個敏感的男孩，沒說什么話，便“啪”地掛斷了。頃刻，母親的長途便打過來。她幾乎是憤怒地說：“你不給他錢也就算了，連份工作也不幫著找，他一個人在北京，又那么小，不依靠你還能依靠誰？！”我不知道怎么給母親解釋，才能讓她相信，我所吃過的苦，他也應該能吃，因為我們都是鄉村里走出來的孩子，如果不自己走出一條路來，貧困只會把所有的希望都熄滅掉。碰壁，總是會有，但也恰恰因為碰壁，才讓我們笨拙的外殼迅速地脫落，長出更堅硬的翼翅。
　　我最終還是答應母親，給弟弟一定的幫助。但也只是寫了封信，告訴他所有可以收集到兼職信息的方法。這些我用了四年的時間積累起來的無價的“財富”，終于讓弟弟在一個星期后，找到了一份在雜志社做校對的兼職。工作不是多么的輕松，錢也算不上多，但總可以維持他的生活。我在他領了第一份工資后，去賴他飯吃。他仔細地將要用的錢算好，剩下的，只夠在學校食堂里吃頓“小炒”。但我還是很高興，不住地夸他，他低頭不言語，吃了很長時間，他才像吐粒沙子似地恨恨吐出一句：“同學都可憐我，這么辛苦，自己養活自己。別人都上網聊天，我還得熬夜看稿子，連給同學寫封信的時間都沒有；錢又這么少，連你工資的零頭都不到。”我笑道：“可憐算什么，我還曾經被人恥笑，因為丟掉50元錢，我在宿舍里哭了一天，沒有人知道那是我一個月的飯費，而我，又自卑，不愿向人借，可還是抵不住饑餓，我在學校食堂里給人幫忙，沒有工資，但總算有飯吃。你在現實面前，如果不厚起臉皮，是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