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情結”在多數人心中潛伏著。伴隨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人們高等教育的第一學歷越來越為社會關注。時下，博士和碩士畢業生就業時要“追查”本科學歷已漸成普遍現象。如果本科不是出自“名校”，連人帶文憑一起都會打折扣……
　　
　　在“名校情結”的影響下，人們的成才觀念、升學觀念正發生著變化。在北京、上海等知名中學，統計高考升學率通常只統計“一本率”。
　　
　　教育學者熊丙奇也感嘆：我國考生和家長現在都關注優質的一本資源，使得高考焦慮嚴重。沒考上一本，在一些地方被認為是沒考上大學。
　　
　　面對“本科出身論”，每一個人都應該盡可能讓自己足夠的強大，通過后天努力逐步打破這種不公平。
　　
　　也許因為數字化時代的關系，如今什么都喜歡和阿拉伯數字發生關系。就敝人供職的大學這個行當來說，眼前就時不時有“211”、“985”這兩組數字晃來晃去。其實，不僅在鄉下老家當農民的大弟一頭霧水，就連我也說不精確，只大體知道“211”大學有110余所，之后教育部又從“211”中圈點出大約40所，為“985”大學，均直屬教育部，可謂重點中的重點，國立中的國立，校長有不少是副部級、軍級出身。
　　
　　我必須承認自己命好。兩度畢業于“211”兼“985”，如今是“211”兼“985”大學專職教授。人不可貌相，別看本人整日灰頭土臉，睡眼惺忪，所經大學無不金光四射。正可謂番薯秧長在金鑾殿上，沒人敢拿咱不當個玩意兒。
　　
　　不過話說回來，作為并非校長的平頭教員，我本人倒沒怎么把“211”、“985”當回事兒。若叫我重新選擇，未必稀罕什么金鑾殿，寧愿長去荒草坡——荒草中就我這么一棵大番薯，腳下溪水琤瑽，頭上彩蝶翩躚，多顯眼多神氣多幸福啊！但切實認識到金鑾殿的難能可貴，在我還是前不久的事。
　　
　　事情復雜也不復雜。今年應屆畢業研究生中我帶了五個，五個都是女生，女生也都要找工作。很快，五人中四人有了工作，只一人還“待字閨中”。于是四處打探幫她找到一家還算不錯的單位。對方表示若是男生就好了。我認真地開玩笑說如果只差性別，導師我讓她做個變性手術。不知幸與不幸，沒等變性，別的問題首先冒出來了——就業推薦表傳過去之后，對方回復：“按人事處規定，我們只要211的！”我說：“是211啊，連985都是。”“不，本科畢業學校也得是211。兩個211，研究生211，本科211，加起來422，一個都不能少！”不巧的是，這位女碩士生的本科畢業學校不是“211”——出身不好。幸好在出版社有一位鐵哥們兒拔刀相助，才得以化險為夷，我這導師也多少撈回一點面子。盡管如此，我還是暗暗下定決心：以后非“211”出身的，一個也不帶！
　　
　　可冷靜下來細想：我這決心下得對嗎？進而言之，這用人單位的“211”規定對嗎？高考一紙定終身，考上了又一校定終身。也就是說，只要本科出身不是“211”，那么以后就算玩命考上碩士博士也休想翻身。以博士來說，211+211+211，非633不可！一句話，本科出身論。其后不出數日，我參加本校考研閱卷，研究生管理部門宣布，今年如果接受調劑生，該生必須本科出身“211”，報考學校“211”，否則一概不予考慮。學校不肯降格以求自是好事，作為導師將來也可避免前日那場尷尬，但這豈非又是本科出身論？招生學校如此，用人單位如此，縱有漏網之魚，也難有一躍龍門之望。“211”啊“211”！
　　
　　忽然，我想起了“文革”前和“文革”期間的階級出身論，想起了去年暑假在故鄉小鎮和一位老者閑聊，老者告訴我他有個高中同學當年考上北京一所很有名的大學，不料錄取通知書先到了公社黨委書記手里，書記當面把通知書一撕兩半：“你一個‘右派’的狗崽子也想去首都上大學？做夢去吧！”他這位同學幾乎因此瘋掉，幾次輕生都被鄉親們好歹勸住，結果落得在生產隊低頭當農民，只干活，不說話。改革開放時人已三四十了，還能再干什么呢？老者強調他這位同學真聰明，腦袋瓜真叫好使，可就那么毀了，就因為他父親是“右派”，“右派”毀了當高中老師的父親，又毀了考上大學的兒子，毀了兩代……
　　
　　是啊，那正是出身論、唯成分論甚囂塵上的年代。“文革”時有兩句順口溜，“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時無論當兵上學招工，表格上都有“家庭成分”一欄表明一個人的階級出身。幸虧我那欄填的是“貧下中農”。說起來，這方面我必須感謝“胡子”（馬匪），假如土改前三年祖輩們的家產不給“胡子”一把火燒光而在土改定成分時被定為地主或富農，抑或當小干部的父親被打成“右派”，那么我會怎么樣呢？不用說，那位老者的同學可能就是我了……
　　
　　雖說眼下的本科出身論和三十幾年前的階級出身論性質截然不同，但畢竟同屬出身論，因而有可能是另一種血統論，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