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了那么多詩句，詩詞，今天就來說說近代的事情，在古文言文廢除的時候，白話文就一家獨大了，發展到現在，文言文自然有文言文的好處，短而不易懂，只能很少的一部分人才看得懂吧，放到現在，幾乎是看不懂，誰會張口就說文言文，真是可怕，這可能就是文言文的弊端吧。在新文化運動之后，白話文更是達到了一個頂端，魯迅就是在這個時候寫出了中國第一部白話文小說。

這個大家知道是什么嗎，肯定很多人都不知道吧，不知道沒關系，查一查百度知道了，作為白話文的先驅人物，魯迅一生也是創造了很多經典，如《狂人日記》，《朝花夕拾》等等，還有很多著名的篇章，那么，魯迅作為白話文的先驅人物，是否也會出現一些比較嚴重的語病句呢，這就是今天要說的，魯迅散文也有病句，就這句，大約他的確已經死了。

這出自孔乙己結尾的一句中，那么這句到底是不是病句呢，一直爭論不休，這個有爭論的話題，大家都會去討論議論啊，那么就來分析這句話，先不要說這句話的背景，而是直接來看這句話，“大約他的確已經死了”，大家知道雙重否定就是肯定了，可是這里面有一個“大約”這是什么詞，就是疑問詞，一個疑問詞和兩個肯定詞組合在一起，肯定就是病句。

從這里分析就是病句，那么問題在反過來，從孔乙己的文章里去分析，首先一個大約就是不確定孔乙己已經死了，之后再來兩個“的確”和“已經”，這都是來表達前面那個“大約”的，顯示疑問，再來猜測，就形成了“大約、的確、已經”，所以不管怎么看，這個都是比較有語病的。

這句話呢，魯迅肯定也是揣摩的，不然就不會這么寫了，這句話在現在看來，的確是有語病的，不過怎樣寫，就符合魯迅的猜測，并不是肯定的回答，對于孔乙己的命運都是猜測罷了，對于這句話呢，就看大家是怎么覺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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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逝遠如離帆，回眸一望指彈間。

愛恨情仇終須去，仰天長嘯天地寬！

魯迅為什么沒得諾貝爾文學獎

得不得都是中華民族文壇上的巨人，得不得都是文化戰線上真正的有血性的戰士，得不得都是中國文人的旗幟，得不得都是都是中華民族靈魂的象征。得了也可能反而有辱于魯迅先生的偉大人格。

魯迅是什么“學家”

魯迅首先是個作家。

而且是一個非常先鋒前衛的作家。

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小說集《故事新編》已經無師自通地使用后現代手法，而當時現代派手法尚且沒有多少人能夠理解，例如施蟄存用意識流手法寫成的小說《梅雨之夕》，今天才被認識并收入大學語文。魯迅在《故事新編》里表現出來的后現代手法竟類似今天周星馳電影的價值解構無厘頭惡搞，你說得有多先鋒多前衛？

其次，魯迅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不僅文學，而且美術，北大的校徽是他設計的，設計得那么經典。

如果你硬要問魯迅有什么學問，那么我告訴你他沒什么學問。

原因之一，魯迅特別厭惡學問。

原因之二，魯迅最不在乎現成的東西，他向世界發出的聲音，都是從未有過的嶄新的聲音。

如果你還要堅持問，那么我告訴你，魯迅是用文學研究社會、人性的，所以有些情緒化，不是學問化。文學是情感，不是學問。

如何評價魯迅

提起魯迅先生，就像提到蘇軾和《紅樓夢》一樣，明明有說不完的話，卻又不知從何說起。況且，相對于蘇子與《紅》，魯迅距我們更近，他對我們的啟示更直接。我未讀完《魯迅全集》，看過他所寫的全部白話小說、散文集、大部分雜文，瀏覽了他的《中國小說史略》和他的舊體詩，也看了不少關于他的文字。我不打算對魯迅作概述，只就自己獲益的那些方面，簡單談些感受。魯迅啟發我最大處在于真，在于深，也在于廣，還在于韌。

魯迅先生骨子里是詩人。他的文字凝練，本就具有詩的味道，《野草》等作品的詩味尤其濃郁。詩人，尤其是中國的詩人，大多算是抒情詩人，而抒情詩又多是篇幅不長的性情和性靈之作。魯迅的作品大多不長，較長的《阿Q正傳》也僅是個小中篇。魯迅具有很強的詩人氣質，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真誠，是有顆赤子之心。他一直在竭力堅持著“真”，小說《傷逝》無疑是最好的注腳。該文實際上揭示了真與善難以兩全的困境，涓生最終選擇了真，選擇了真誠，這導致了子君的死，展現出了作者的困惑與苦惱，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他更重視真。

而先生在逝世之前，還寫了篇《我要騙人》的文章，表達他的苦惱。可以說，善與真的矛盾，困擾著他的一生。他是真誠的，也是善良的。善良的人不少，留下真文字的人卻有限；真誠的人也很多，但留下真誠筆墨者卻相對較少，同時能夠持續地信奉善的人，就更是鳳毛麟角了。

先生在評價自己的小說集時，曾用“格式的特別”和“表現的深切”等語。這是很精到的批評，我以為，后者當是先生的文字能夠贏得無數讀者的最重要原因。魯迅先生生前被人譏為“刀筆吏”和“紹興師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文字的深刻犀利。他真誠甚至無情地揭示出現實的種種生態，使那些黑暗中的人與物，暴露在太陽底下。如此，才能更好的引起世人的關注，也才能“引起療救的注意”。而最能夠體現魯迅之深的，或許不是那些小說，而是他的雜文，尤其是那些對于社會歷史和現實政治的批判的文字，可以說是入木三分、發人深省。先生的好些文字，現在重新發在媒體上，也很難說是過時了。這是魯迅先生的幸運，還是不幸呢？關于先生的思想，我不打算展開，也暫時缺少相應能力。而要消化先生的文字，還需要很長時間，我愿意做先生忠實的學生。當然，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至于先生的文字所涉及之廣闊，則是我輩一時難以詳述的。他不像王國維、章太炎等大學問家，偏好考究和研治歷史文化，先生關注的問題現實意義更強，與社會和人生更近，很少“隔”的感覺。這也是先生高于其他諸賢的地方。不少喜談國事人生者，往往失之義氣，所見也乏深度。有些人在個別點上有些心得，但離開那些點兒，所見就極平庸了。有些人的才華未必會輸給先生，但是他們過于文學和個人了，廣闊的社會消退的太厲害，以至人們往往只能看到一只高蹈的瘦鶴，雖不乏天韻仙姿，但終覺過于飄渺，于世于時無甚裨益，人們和歷史所給與他的時空就相應有限了。魯迅先生的廣闊視野，與其深厚的學養，以及對現實的深刻認識與關注是分不開的。這是先生給偏好思想，希望對社會進步能有所貢獻者的極重要的啟示。

再說先生的韌。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曾說，“魯迅的韌，聞一多的剛和郁達夫的悲己自牧，實為文壇三絕。”他的話是有道理的。魯迅先生，對于國民性的批判，對于傳統的質疑以及對于現實中不良現象的剖析，都是極為深刻的，而且他能夠堅持下去。后期，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雜文上，寫了不少文化批評、歷史批評和社會批評。正是由于魯迅的創作，雜文作為一種文體的地位，才得以確立。

從國罵到節烈與裹腳，從胡須牙齒到“費厄潑賴”，從國人的臉到國學，從文學與出汗到文藝與政治，從拿來主義到斯巴達之魂，等等，先生筆力所及，真是天上地下，古時今朝，所論之廣，所議之精，幾乎讓人目不暇接，難以置信。有時，因情勢的需要，他會就一個問題，寫多篇文字。比如關于“三一八”慘案，關于雷峰塔的倒掉，關于文人相輕等問題，他各寫作一組文字，力求將深入地就剖析問題，或者借以發表對于社會或者文化的批評。

最能夠體現先生之韌的，當是他的戰斗精神，即所謂不戰則已，戰則不止的斗爭精神。散文詩集《野草》和部分雜文，很好地呈現出了這一點。不僅自己戰斗，他也鼓勵青年同樣戰斗，縱使面對的無物之陣，也須戰斗到底。否則，就是失敗，就是會在沉默中滅亡，以前所獲得的戰果也都將失去。他甚至愿意做團死火，為了能夠使青年獲得新生，使新社會早些到來，不惜與黑暗邪惡者同歸于盡。

這種堅韌的決絕的精神，在中國傳統中是少見的。屈原有類似的理想氣質和執著精神，但更為接近的，要數嵇康了。這種拒絕寬恕與和解的精神，是很動人的，特別是在我們這個事貴因循、提倡忠恕的國度，這種精神有其價值與意義。

另外，先生的反抗絕望與虛無的理路與精神，對我的影響也很大。這大概也是為何自己傾心尼采、紀伯倫等人的緣故吧。先生饋我良多，限于篇幅，就不再羅嗦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必須辨證的對待魯迅其人其文，否則可能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如前文所述，深刻常與偏激同行，魯迅在批判具體對象之時，往往抓住一點，將類似的諸問題融在一起，而不及其他，他的批判是針對某類現象的，而非針對具體人和事的。

然而同時，難以否認，魯迅很多時候，是有人身攻擊傾向的。有時，他未能全面了解事實，所做出的判斷，就未必客觀公正了，那些被他罵作“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之類者，有時是很無辜的。他對于現代評論派、顧頡剛和章士釗等人的評價，顯然是不全面，有時甚至是歪曲的。他及“五四”時期的諸人，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也缺乏辯證性，有些批判和指摘是無理的，甚至是錯的。

（許壽裳作《魯迅傳》）

諸如此類問題，我們不能一味地怪罪魯迅先生，畢竟旋渦中人，由于利益與情勢等的影響，往往會失之義氣。而且，他所在的時代與我們的也不同，我們不宜苛責前人。況且，他不可能像后人一樣，能夠在較全面了解事實的基礎上，做出超越的評判。因此，要理解魯迅，就必須全面了解他的人和時代。真正做到知人論世，然后才能談得上學習和研究。

同時，我以為像魯迅這樣愛沖動愛走極端的人，應多加謹慎，防止由于自身性格弱點，而做出對他人不公正不友好的事情來。魯迅先生性格中，似乎具有一定的攻擊性，這種攻擊性用在作文上，會使得文字變得深刻活潑，但若在人際交往中起作用，效果可能是不大理想的。這或許是魯迅先生，不能很好地處理人際關系的一大原因吧。

因此，我們有必要把做人與作文區別開來。做人作文，都要真誠，但其中的不同處也需注意。而且，應該不斷增進對自我認知，同時持續地開展自我完善和自我教育。我不認為這種自查自修，等同于自戀和自殘，相信只要把握得當，這種自省習慣，將使我們走得更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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