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換藥的動作太用力，把我女兒弄痛了，動作輕點兒好嗎？”一位溜滑梯摔倒的小朋友，由父母焦急地帶來掛急診。住院醫生檢視小朋友的傷口，她的膝蓋上有一條約5厘米的撕裂傷口。在疼痛與害怕的交互作用下，小朋友的哭聲始終沒停過。也許是疼女心切，家長將急切的心情，轉化為對醫生的不耐煩。
　　
　　家長的語氣不佳，雖然不見得有惡意，但為避免釀成糾紛，身為主治醫生的我親上火線，詳細說明接下來的治療計劃：“我知道你們很擔心，不過這是治療必經的過程。傷口看起來不深，不至于造成深層的肌肉或肌腱受傷，只要做初步的傷口縫合就可以了。”
　　
　　“要縫合傷口？那不是很痛嗎？不能只擦點兒藥嗎？”聽到我的建議，小女孩的父親先是一連串的問題，然后不假思索地拒絕。
　　
　　“傷口長度不小，況且又位于關節彎曲處，單靠換藥可能很難愈合。”我自己也為人父母，很能體會他們的心情。孩子要接受這樣的治療，家長一定有諸多不舍，但無論如何，我必須給出專業的建議。
　　
　　“你開個藥給我，回家給她擦擦就行了，我覺得應該不需要縫合。”
　　
　　傷口需不需要縫合，理論上應該由醫生專業判斷，不是家長說了算。但見他們的態度如此堅決，我也不便勉強，只能再一次說明縫合傷口的必要性，以及不縫合傷口可能出現的并發癥。
　　
　　“我說不要就不要，你說再多也一樣！我不會讓我女兒挨這一針！”家長如此的態度，令我也不禁動了氣，雖然沒有跟他吵架，但我交代護士幫病人包扎傷口后，便不再多說一句話。
　　
　　幾個小時后，小朋友又被父親抱回急診室，她的父親說：“自從回家之后，血一直流個不停，已經換過3次藥了。你們當初為什么不把傷口處理妥當？”面對家長不分青紅皂白的指責，我勉強維持著客氣的態度，但也很嚴肅地指出：“我當初已經明確告訴你，這樣的傷口非得縫合不可，否則只要小朋友的膝蓋稍微動一下，原本已經凝固的血塊，就會開始出血。只可惜你不接受我的建議，是你自己堅持不肯縫合傷口。”
　　
　　聽完我的說法，小朋友的父親不禁沉默，又考慮了一段時間，最終接受了縫合傷口的建議。再一次看著他們離開，住院醫生嘆了口氣：“沒想到醫患之間的認知落差竟然這么大，他居然以為只靠換藥就會好。”
　　
　　我的看法則不同：“其實這樣長的傷口，任何人看了大概都知道需要縫合，如果是那位父親自己受傷，我相信他不會拒絕。問題在于，這事發生在他女兒身上，或許，疼惜孩子的焦急已經掩蓋了理智。”一念之差的不忍心，誤的卻是孩子的身體健康。
　　
　　忙了一天，回到家已是深夜。睡前，我把這天遇到的事當作和妻子閑聊的話題，甚至還談到若是相同情況發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我們能不能保持理性。這樣的討論在沒有得出結論中結束。
　　
　　隔天，我們倆起了個大早，我陪妻子到醫院接受預定的產檢。當時妻子正懷孕33周，預產期在一個半月之后。
　　
　　“你趕緊去幫太太辦住院手續。雖然周數還不足，但看來似乎有早產的跡象。”婦產科醫生突如其來的一番話，令我們大吃一驚，也瞬間打亂了原本的計劃。新生命將提前來到人間，與其說是興奮，倒不如說是意外更多些。但現實不容許我多想，此時唯一能做的只有面對。
　　
　　果然，第二天凌晨時分，女兒便呱呱墜地，但也一如先前所預料的，由于周數與體重皆不足，必須先送至新生兒重癥監護病房觀察。當晚，重癥監護病房的小兒科值班醫生也是我的舊識，試著以朋友的身份安慰我。但交情歸交情，基于新生兒加護的專業，他仍得詳細告訴我種種可能的變化。
　　
　　整夜我就在焦慮不安中度過，眼睛雖然閉上，卻怎么也睡不著。但這時候，我需要冷靜，剛生產完的妻子尚需要我的照顧，自己千萬不能慌了手腳。
　　
　　清晨七點鐘，電話突然響起，看起來是由院內的分機撥出，卻并非我熟悉的號碼。我靠直覺推斷不會是什么好消息，忐忑不安地接起電話。
　　
　　“我是新生兒重癥監護病房的值班總醫生。今天早上，我幫您的女兒檢查過呼吸，也做了抽血檢驗。可能是因為周數不足，她的呼吸功能并不是太好……”電話那頭話說得保守，不過意思相當清楚，這是當病情惡化時，醫生為了讓家屬有心理準備的標準說辭。由于自己也常對家屬說這幾句話，因此，我直截了當地接下去：“呼吸功能不佳，所以需要插管？”
　　
　　“是的！我正是要告訴您，可能需要立即插管，用機器來輔助呼吸。當然，如果您對插管這項處置有疑慮，那我們可以用氧氣面罩再撐一段時間看看。”確實，許多家屬聽到醫生的此項建議時，都會有所猶豫，因此醫生不得不提出其他家屬比較容易接受，但治療效果不佳的替代方案。只是這樣的猶豫，可能導致錯失治療的黃金時機。基于長期治療急重癥病人的經驗，我不會懷疑這項處置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只不過當對象換作自己的女兒，出生不到一天就必須接受插管治療，身為父親的我，又豈能不心疼？
　　
　　心念轉動間，我要求自己必須理性，保持平時為病人做判斷時的冷靜。況且兒科醫生此時的建議，是為了幫助我的孩子，身為家屬，理應與醫生站在同一陣線，更不該給他們壓力。“該插管就插管吧！不必再撐了，如果錯過治療時機更麻煩。”我憑直覺給他肯定的答復，這時候我說話的語氣，非但不像家屬與醫生的對話，反而像平日自己吩咐住院醫生的口吻。
　　
　　“既然你同意，那我立刻幫她進行插管治療。”
　　
　　放下電話，同樣睡不著的妻子問我：“發生了什么事？你在說什么‘插管’？”我選擇如實以告，也告訴她這是必要的決定。聽完我的轉述，妻子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
　　
　　“該做什么就做什么，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了。如果不是絕對必要，兒科醫生不會大清早打電話給我。正因為我們有醫療專業背景，更該知道這項處置的必要性！”我強裝鎮定地握著妻子的手，安慰她，也用這些理由來說服自己。此刻，我的心情相當復雜，身為病人的父親，當然會為剛出生的女兒受此折磨感到心痛；但我心里更清楚地知道，縱有再多不忍心，也不能因為自己的猶豫不決誤了大事。
　　
　　所幸幾周后，孩子的狀況逐漸穩定，我與妻子在眾親友的祝福中接女兒出院。“你真的很干脆，每回遇到小病人需要做些侵入性的治療，其他父母幾乎都要考慮再三，甚至討價還價，不知道這是生死攸關的時刻。”事后，面對兒科同事如此的評價，我不知道是否算是恭維，但回想當時的內心掙扎，可以說是五味雜陳。
　　
　　后來某一天的外科急診，一位母親帶著頭皮撕裂的兒子就診。“傷口很長而且持續出血，需要將傷口縫合。”評估傷勢后，我提出這個建議。
　　
　　“縫合傷口會很痛吧？不能只擦點兒藥嗎？我不要我兒子挨針！”類似的場景，類似的話語，聽在耳里，卻觸動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