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者》節目中，董卿問作家王蒙：“您總說自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那么能不能文案到底怎么個不可救藥呀？”
　　
　　王蒙笑了笑，詼諧地說：“那我就先給你講兩個小故事吧。1963年的12月下旬，29歲的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深入群眾、深入生活，主動申請舉家遷往烏魯木齊。離開北京時除了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我還特意帶了一條小金魚，而且是連魚缸一塊兒帶著的。我擔心到新疆后再也看不到北京的金魚了，那多無趣呀！就這樣，從北京到新疆一直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車，我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捧著那個小魚缸。”
　　
　　王蒙停頓了一會兒，接著又講了另一個故事：“1965年我又從烏魯木齊直接下到邊疆地區伊犁的農村巴彥岱，兼任一個大隊的副大隊長。當時，我住的是一位老農家里約六平方米大小的小庫房。房間里有些雜物，墻上掛著一個面籮，九把掃帚，還有一張未經鞣制的牛皮。牛皮發出陣陣怪味，我一想，光有牛皮的味還不足以體現新疆的特點啊，就去市場買了一塊羊毛氈鋪在矮炕上，這樣牛羊膻味便配齊了。然后，我就饒有興致地環顧著這間充滿新疆特點的小屋，又發現門有點斜，門楣處還露著一條三角形的大縫。結果三天后，這個大縫居然引來了一對燕子在此安家，整天嘰嘰喳喳，歡聲笑語不斷。后來我仔細一聽，這原來是一對小夫妻。于是，我再進屋時便盡量放輕了腳步，怕驚擾了人家談情說愛呀！哈哈！”
　　
　　見王蒙說到這里，自己也忍不住樂起來的樣子，董卿嫣然一笑，說：“果然是不可救藥。”
　　
　　其實當年王蒙雖是主動申請舉家遷往新疆，但實際上就是下放。而從1963年到1979年，長達16年的新疆生活，他也正是靠著這種樂觀的心態熬過來的，尤其幸運的是那十年中，不管是作為摘帽右派也好，還是作家臭老九也罷，遠離北京的他都毫發無損。
　　
　　后來，有外國記者采訪時問他：“16年的磨難，你為什么沒自殺？為什么沒毀滅？為什么沒垮掉？”
　　
　　他當時就回了這樣一句話：“因為我是一個樂觀的人，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亙古至今，那些被形容為“不可救藥”的樂觀者們，并非天生就是個樂觀派，更絕非沒心沒肺的傻樂族，而恰恰是歷經磨難后悟透了紅塵。正如王蒙先生所言：一個人要有大境界、小樂趣。大境界就是說不爭一日之短長，不計較鼻子底下那點得失，不在乎一時的被誤解和被攻擊，贏得起也輸得起，隨大流得起也孤獨得起、孤立得起，無私至少是少私，故少懼，胸有大志則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如此才可以總能在不同的境遇中看到光明，而這種光明便是人生中最好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