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老家有一位長輩，按照現(xiàn)在的話說，他應該屬于國學愛好者。他很喜歡搬弄古代的知識，但身處小城市，又生活在那個年代，沒機會接受正規(guī)教育，自然搞的是“野狐禪”的路子，把《論語》《孟子》《周公解夢》和地方戲混在一起。
　　
　　在我小時候，他曾拿著樹枝在地上一邊畫字一邊給我講解，“城外為廓，廓外為郊，郊外為牧”，說得非常鄭重，好像在告訴我一個極大的秘密。他也讀過《周易》，沒事還給人算命。有一次我在廟會上赫然見他擺著攤子。但是他只讀過幾本解讀《周易》的小冊子，也不會虛虛實實、說話聽音，自然算不過旁邊的瞎子。
　　
　　我上大學以后，有一次寒假回家碰到他，他興奮地拉著我這個“學問人”問長問短，還說要出個上聯(lián)考考我。上聯(lián)的具體內容我記不清了，大致就是“走馬燈，燈走馬，燈熄馬停步”之類的東西。我想了半天對不出來，只好說我不會，在學校也不學這些東西。他既失望又驚詫，意思是你連這都不會，還上什么大學。
　　
　　周圍的人大多覺得他是個怪人，我也覺得是。但仔細想來，他的這些想法其實很有傳統(tǒng)依據(jù)。在中國民間，自古以來就把知識當成一種類似巫術的東西，而且非常相信文字本身的魔力。這并不奇怪，就知識的起源來說，它最早確實起源于巫師。這些巫師站在酋長旁邊，利用巫術的知識來操控社會。鄉(xiāng)野村民最崇拜的知識分子可能就是諸葛亮了，他的形象被塑造得非常接近古代巫師。魯迅說《三國演義》中“狀諸葛多智而近妖”，以為是敗筆，其實正因為他“近妖”，才更貼近普通百姓對大知識分子的遐想。這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代小說《白鹿原》，里面的朱先生也是這個路子。
　　
　　當然，文字本身也是有魔力的。李太白醉草的嚇蠻書可以嚇跑傲慢的挑釁者，韓退之的祭鱷文可以趕走水里的大鱷魚。古代的文化精英對這些故事多是笑而存之，但是底層百姓，尤其是底層知識分子，對此是很愿意相信的。而且他們很執(zhí)拗地認為，一個人能寫出好文字，自然會治理國家。
　　
　　過去百姓對才子最常見的肯定就是會對對聯(lián)、會寫詩，而會對對聯(lián)就一定能安邦定國。李隆基不用李太白做宰相，是昏君無眼。李隆基要是告訴他們，李白這樣的糊涂人是做不好宰相的，他們也一定不會相信。他們這么想，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他們崇拜知識，但并不知道知識有什么用。人們對自己崇拜而又不懂的東西，就容易有這種感覺。這就像我們現(xiàn)在看《最強大腦》，大部分觀眾并不太理解科學上真正的強大思維是怎么一回事，但知道水下盲擰魔方很難，所以容易把這種腦力雜技當成“最強大腦”。這其實跟古代老百姓崇拜會對對聯(lián)的才子有點像。
　　
　　現(xiàn)代文明對知識有一個“祛魅”的過程。知識不再是一種能呼風喚雨的巫術，文字也沒有了天地崩潰后依然有一副對聯(lián)在宇宙間飄蕩的魔力。那么，我們怎么看待知識呢？當然，大家都是現(xiàn)實的，專業(yè)知識能幫人謀生，能造電話、飛機，我們承認它們有用。但是其他類型的知識呢？知乎上有個專題：“哪個瞬間讓你突然覺得讀書有用？”網(wǎng)友們想來想去，主要還是集中在能認生字上。比如有人知道“祎”字讀“yī”，還能背出“費祎登仙，嘗駕黃鶴返憩于此”，結果，“大家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樣了”。這基本上還是我老家那個長輩的思路，說起來也真是可憐。
　　
　　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人非常重視文化知識，但文化譜系里缺少一種“愛智”的傳統(tǒng)。文化精英強調文化知識的功用性，普羅大眾則信仰它的神秘性。對于前者，知識像是一種教化的工具；對于后者，知識像是一種神秘的巫術。經(jīng)過現(xiàn)代文明的“祛魅”之后，教化和巫術一起坍塌，大家就有點無所適從了。當然，坍塌并不是消失。現(xiàn)代家長對國學的熱情里就有這兩種傳統(tǒng)的殘留。對大多數(shù)家長來說，國學是神秘的，又是有教化功能的，所以就送孩子去國學班。但他們沒有想過，抽離了國學背后的文化背景、社會秩序，文本自身早就失去了教化的力量。
　　
　　那么，讀書到底有什么用呢？作為一個熱愛讀書的人，我有點遺憾地說，讀書恐怕沒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讀書無非是一種交流。書籍就像一個個漂流瓶，作者把他的感受、經(jīng)驗、思考放到這個瓶子里，然后你把它打撈起來，滿足你旺盛的好奇心、貪婪的求知欲，驅散你特有的孤獨感。它們也許能讓你在現(xiàn)實中做決定時更聰明一些，也許不能。讀書能否讓你變得更聰明，往往取決于你其他的一些特質。我見過很多聰明的讀書人，也見過不少愚蠢、偏執(zhí)的讀書人，還見過不少如果少讀點書也許會更好的人。讀書只是給你一個機會，讓你有可能活在一個更大的世界里。但如果你對此不在乎，那也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