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要學會與傷痕共處，在孤單的時候擁抱自己，慢慢地你會靜下來，重新獲得力量，那是一種帶傷的圓滿。
　　
　　在這個世界上，信命的人分兩種，一種人是傳統意義上的宿命論者，他們在命運的洪流中繳械，隨波逐流打發時光；另一種則選擇積極地信命，他們接納生命中所有猙獰的真相，但不放棄追逐完滿的心境。金像影后惠英紅便是第二種。三十幾歲的時候，她曾是紅極一時的花旦，內心卻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恐懼，偶然同死亡過招后，她學會了享受生命的每個階段，并終于悟到：“你永遠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所有東西，但依然可以收獲圓滿的心境。”
　　
　　戲如人生，可人生比戲要難
　　
　　惠英紅出身于滿洲正黃旗，家族極為顯赫，山東迄今還留有惠家莊園。20世紀60年代，惠父帶著妻妾兒女們逃至香港。在香港落地生根后，惠父還是一副滿清遺少的作派，終日賭錢吃酒，不久就被人騙光了錢財，一大家人的生計也成了問題，惠英紅就出生于這時候。
　　
　　為了維持生活，好吃懶做的父親將幾個大一些的兒女都賣給了戲班子，而年幼的惠英紅從3歲起便跟著目不識丁的母親在紅燈區出售口香糖。因為乖巧漂亮，又懂得察言觀色，她的糖總是賣得比別人好，捧回家的錢也越來越多，僥幸擺脫了被賣掉的命運。
　　
　　從12歲起，惠英紅便開始在讀書之余去夜總會跳舞，一個月可以賺1500港幣，這筆錢用來養活一家八口人。在夜總會，惠英紅偶然認識了導演張徹，并被他認作干女兒。張徹見惠英紅的外形和悟性都不錯，便介紹她去邵氏電影公司當小演員。當時邵氏的工資只有500港幣，家人怕失去了經濟支柱，都反對惠英紅從影。但她已下定了決心，安慰家人說自己有信心在三年內讓500港幣變成5萬港幣。
　　
　　在電影圈，惠英紅的光芒得到了恣意綻放。她性格謙和，又肯吃苦，因此得到了不少導演的提攜，17歲就當上了女主角，被觀眾驚為天人。因為背負著一家人的生計，惠英紅拼命接戲，表現也可圈可點，很快就紅透了演藝圈，19歲時已經為父母買了樓。
　　
　　二十幾歲的時候，惠英紅得到了導演劉家良的賞識，開始出演功夫片。做“打女”并不容易，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劇組的保護措施極少，在肚皮上墊個劇本就被打上幾十拳的情況并不少見，惠英紅幾乎是傷痛不斷，但都咬牙堅持了下來。有一次拍《八寶奇兵》，有一場動作戲，要從16樓一躍而下，身上只有一根小鋼絲做牽引，地面沒有任何保護。當時劇組為惠英紅找了一位男替身，但對方爬上樓一看便立刻辭演。惠英紅決定親自上陣，并叮囑導演不要告訴自己的經紀公司，怕對方不應允。到了16樓后，惠英紅對武術指導說：“你什么都不用管，一腳把我踹下去就行了。”結果落地之后，她整個背部都擦傷了，流血不止，再一檢查威亞，發現接口處已經斷裂，差一點就出事故。
　　
　　拍動作戲雖然驚險，但也讓惠英紅聲名鵲起，22歲那年，她已經成功拿下了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女主角。但走紅并未給她帶來更多的幸福感，相反，內心的恐懼與日俱增。她后來感嘆：“戲如人生，但人生比戲要難，那時的我雖是命運的寵兒，卻怕極了，怕自己會變老、變丑，怕以后沒人找我拍戲，那種不安全感，快要把我吞噬了。”
　　
　　既然上天不收我，不如積極地生存
　　
　　惠英紅的打女生涯持續到了20世紀90年代。之后，香港的功夫片開始沒落，文藝片異軍突起，找惠英紅拍戲的人越來越少。就算有，也不再是女一號，而是阿媽或者阿姐的角色。惠英紅很難接受這種變化，內心的委屈也不斷發酵：“拍打戲留下了一身傷痛，但命運的大門卻對我關上了，當時真的看不開，想不通，每天都問很多為什么，但始終沒有找到答案。”
　　
　　在失落感的不斷侵擾下，惠英紅患上了抑郁癥。她推掉了所有邀約，每天躲在家中不肯見人，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埋怨自己、恨自己。情緒好一點時，她也試著做些小生意，還投資過美容行業，但沒多久便蝕了本，經濟狀況急轉而下。而親情的淡薄又給了惠英紅致命的一擊。手頭有錢時，全家人都靠她養活，沒錢的時候，無人關心她的死活。有一次她舊傷復發，躺了三個多月，沒有一個人來探望，再加上感情受挫，惠英紅心灰意冷，決定放棄生命。
　　
　　一個飄雨的夜晚，惠英紅用紅酒送服了三十多片安眠藥，但沒想到八小時后她竟然醒了，陽光透過窗簾的縫隙照在她的臉上，那一瞬間，她忽然覺得特別通透：“我在想，為什么我一定要走？既然上天給了我這么多傷痛，說明它們都是我應該背負的，難道選擇死就一了百了了嗎？30歲有30歲的精彩，40歲有40歲的精彩，50歲也有50歲的精彩，我為什么不好好享受每個階段？既然上天不肯收我，那我不如積極地生存下去。”
　　
　　醒轉過來后，惠英紅的抑郁癥不治而愈，她決定重歸影壇。這一次，她把姿態放得很低很低，不管是女三號還是女四號，只要覺得能鍛造自己，她統統來者不拒。而在拍戲的過程中，她還學會了陪襯新人，因為在命運交錯的時候，她從新人們的身上看到了昔日的自己，“以前就是有人陪襯我，所以我才會有那些輝煌，我為什么不能去做陪襯，如果沒有新人，只有我們這些老鬼，電影事業還會發展嗎？不可能的。”此時的她，不過40歲出頭，容顏身段如昔，卻能坦然地稱自己為“老鬼”，不再計較光陰留下的痕跡。
　　
　　惠英紅演戲，從不計較片酬，對方給多少就是多少，這種作派讓導演們很感動，也漸漸與之形成了默契。很多時候，導演也不知道惠英紅會怎樣演，但依然會打好燈光，架好機器，任她自由發揮，沒想到成就了無數經典。“我的人生見得比較多，遇到什么題材，就像是在抓中藥，這個，那個，放進去。角色是人，我也是人。把自己放進去，根本就沒有惠英紅。所以哪里是演，根本就是從心里跑出來的東西。”
　　
　　從前是為贏而拼，現在是不得不拼
　　
　　不管是拍電影、電視劇，或是小成本的文藝片，惠英紅都入戲極快，也斬獲過無數大獎。雖然打定主意不再以“打女”的形象示人，但遇到好的劇本，她依然會忍不住技癢，再度披上戎裝。接到電影《武俠》的劇本時，因為喜歡里面的角色，她毫不猶豫地打破了自己“不再演打戲”的宣言，跟甄子丹一起上演了高難度的動作戲。參與拍攝時，惠英紅已經50歲了，要和甄子丹一起在懸崖邊的屋頂上疾速奔跑，還被關進全是野牛的牛棚里打斗，不僅傷到了肋骨，還差點被踩破頭。此中艱辛，連旁邊的人看了也覺得心酸。有朋友問惠英紅：“你已經是影后了，為什么還要這么拼？”她回答說：“其實我不是故意要拼的，只是好劇本遞到手上的時候，真的舍不得不接，年輕的時候太想贏，所以會逼自己去拼，現在卻是不得不拼，因為這種拼能給自己帶來愉悅感。”
　　
　　早些年，惠英紅工作時是很難收獲愉悅感的，那時候她總在重復一個夢境：自己扒著窗欞向外看，而哥哥姐姐們被一個又一個地帶走，他們哭得稀里嘩啦，自己也看得心驚膽顫。當時戲館和武行買人是要簽生死協議的，如果學徒被打死，對方概不負責。惠英紅原本是老五，但因為哥哥姐姐都被賣掉了，她就成了家中老大，因此總是心存恐懼，覺得如果自己不夠好，賺不到足夠多的錢，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即使成年之后，她心頭的這種危機感還是揮之不去。她渴望溫暖，渴望來自家人和愛人的關懷。可惜家人的態度都頗為淡漠，身邊的男子也都來了又去，如今的她依然單身。“起初我會覺得遺憾，也抱怨過，但在活第二遍的時候全都看開了，在這世界上，誰又能得到想要的一切？總要帶傷活下去的。我已經擁有了很多東西了，不能太貪心，一個人要學會與傷痕共處，在孤單的時候擁抱自己，慢慢地你會靜下來，重新獲得力量，那是一種帶傷的圓滿。”
　　
　　一個有能量的人才會懂得關心他人，歲月賦予了惠英紅這種能量。從前她只知道滿足家人的經濟索求，卻很少同他們進行情感交流，面對對方的冷漠只會報之以憤怒。但沉淀下來之后，她懂得了情感上的付出，會帶著全家外出度假，與他們分享喜怒哀樂，努力貼近家人的內心世界。而在這個過程中，她整個人都柔軟了下來，跟兄妹、母親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融洽。“其實在這個過程中，獲益最多的是我，我會覺得更踏實了，更平靜了，這種體驗又反過來滋養我，讓我安心。”
　　
　　因為追求的是愉悅的體驗，惠英紅接戲并不苛刻，也不排斥沒有名氣的新導演。2023年，她同新人導演麥浚龍合作，參與了港片《僵尸》的拍攝，并憑借此片擒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這是她第三次獲金像獎，距離首次拿獎已有三十三年，但快樂的感受卻勝于當年，用她的話來說，是：“同樣的糖三十年后吃會更甜，因為吃糖的人更懂得賞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