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三年級以后，我就一直是一名好學生了。從班級前三，到穩坐第一，然后是年級前十，最后是全校第一。可是，突然學習好起來不是因為我腦子開竅了，而是因為一場期末考試。
　　
　　此前，我對考試沒有多么深刻的記憶，成績中等偏上，學習談不上多么用功。那場期末考試，我排名第15位。在一個80人的龐大班級里，這個成績使我自我感覺良好也是說得過去的。放學后，我向媽媽匯報成績，她的反應卻潑了我一盆冷水：“考成這樣還高興呢？”語氣很硬，像房檐下還未消融的冰凌。15年后我仍然清晰地記得當時的場景：北方冬天剛剛擦黑的傍晚，媽媽在前面走著，不牽我的手，沒有跟我多講一句話。縣城的街道坑坑洼洼，我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趨，踉踉蹌蹌。隱約中，我明白這是一場沉默的懲罰。我內心委屈，也無人傾訴，只是暗下決心：下次考第一就不會被媽媽討厭了吧。有人說，中國的學校教育有利于女生，她們比男孩子更有耐心，肯長時間坐在書桌前反復背誦、練習。其實，我們的耐心大多是為父母的意志所迫，女生只是更不敢反抗父母吧。成績是我取悅母親的資本，我活在如果不努力、不優秀，就不值得被愛的恐懼中。
　　
　　媽媽出生于普通農家，兄弟姐妹6個，她靠著勤奮好學考上師范學校，畢業后端上了人民教師的鐵飯碗。我出生那年，媽媽才21歲。身世背景加上年輕氣盛，使她養成了不服輸的要強個性，就連跟我爸吵架她都要爭個上風。她就像自己教的數學，充滿了幾何的棱角分明和線條的理性直接。她用毛筆書寫“拼搏”，貼在我的臥室床頭，白紙黑墨，沒有裝裱，赫然可見。中學宿舍臥談會時，大家聊起父母喚自己的小名。有人叫寶貝，有人叫丫頭，我當時很緊張，擔心被人問到，因為我從未被這樣親昵地喚過，媽媽總是直呼我的名字。多年后，我對著蹣跚走路的小表妹一遍遍地叫著“妞妞”，咀嚼著那錯過的寵溺。
　　
　　中考第一場語文，是我的優勢科目，然而劣質鋼筆出墨太多，卷面有點臟。我一出考場就沖著媽媽哭哭啼啼，想借客觀原因事先為自己也許不理想的成績找臺階。媽媽試了試鋼筆，柔聲安慰說：“不嚴重的，別哭了，還有接下來的考試呢。”那兩天我被“伺候”得很周到，場場車接車送，頓頓營養美味。考完最后一門，窗外雨過天晴，街道上的合歡樹被夏雨洗刷后，一片新綠盎然，粉色的合歡花在枝頭搖曳，空氣清清爽爽，人也跟著舒暢起來。走出校門，到處都是迎接考生的家長，我朝媽媽前幾次接送我時站立的地方走去，可是，媽媽不在那里。我東張西望，左顧右盼，還是沒有看見。半個小時后，我決定回家等她。誰知道媽媽就在家里，見我回來，一句話也不說，繼續埋頭擦著廚房的油垢。我感到莫名其妙：下午送我進考場時還眉眼和善，現在這是怎么了？我氣不過，問：“別人的爸媽都來接，你怎么不來？”她突然揮起手中的鏟刀，沖我喊：“你給我出去！考個試，什么鋼筆水多了少了，就你毛病多！要不是害怕影響下面幾場考試，頭天中午就想教訓你了。”我待在原地，才知道她暴怒竟然是因為我前一天耍的小脾氣。原來，除了冷暴力，媽媽還擅長“秋后算賬”。她憤怒的臉龐上，低垂的三角眼斜斜瞪著我，嘴角緊抿，仿佛下一刻忍不住就要蹦出更傷人的話語。我霎時覺得自己像一只垃圾袋，被人用完便捏著鼻子丟到遠處。
　　
　　我覺得媽媽更陌生了，我不知道怎樣做才能得到她的愛。以前我以為，只要用功學習，她就會喜歡我。雖然媽媽會在我做錯題時“頭爆栗子”，可每日陪我燈下溫書時，她身上的氣息使我安心。現在，我不敢撒嬌、不敢耍小性子，除了做好學生，我還要當個乖孩子，令行禁止、不越雷池一步。其實，我哪知道雷池的邊緣在哪里呢？只是模糊認定了一條規矩——聽話，不要吵鬧，不表現真實情緒。漸漸地，我便得心應手，口中說的不是我心中想的，心中想的不在我面上流露。心理咨詢協會的一位輔導員是我的知心大姐，她坦言，接觸我時，“看似親切，但不知道實際在想什么”。我想我是偽裝太久，面具連著血肉長了。
　　
　　因為成績優異，我考上了省重點高中。那是我真正以一個居住者而非觀光者的身份進入這座城市。陌生的省城繁華、熱鬧、人聲鼎沸，我充滿好奇，也自信能快速適應它，堅信未來充滿無數的可能性。新生報到時，媽媽的一位老同學招待我們，她看著我，對媽媽說：“這孩子一看就不是城里人，不過沒事兒，以后多跟同學玩，就會穿衣打扮了。”那時，我的衣服都是媽媽在搭著遮陽布的路邊攤上買的，我臉上擦著2塊錢的面霜，身高不足1。6米，體重卻將近60公斤。與省城的女生相比，我的確是煞風景的存在。可是，這位阿姨的“善意”提醒使我無地自容，我希望媽媽幫我解圍，哪怕嘴硬逞強，頂回一句：“可我閨女上的是這里的尖子班，誰知道她們是不是走后門才考上的呢。”可媽媽似乎忽略了我的感受，只是尷尬地笑了一下。是的，就是那種被人戳中痛點的干笑。原來，我成績優秀、性格乖順，都敵不過阿姨的一句“土氣”。歡樂的記憶很難長久，唯有羞恥永記心間。長大后我自食其力，箱包、服飾、化妝品，一律買專柜品牌，我用一身行頭為自己加持，因為這是我對抗外界評價的最正確選項。
　　
　　外人眼中的我，工作光鮮，舉止得體。從小學三年級起，我為迎合媽媽，努力把自己鑲嵌進她理想的模板。我為了她用功學習，雖然我因此過上了衣食無憂的生活；我為了她乖巧懂事，雖然這使我獲得了“宜室宜家”的夸贊；我為了她講究儀容，雖然我也從中獲利不少。我懂得媽媽的出發點是好的，也發現如今這個結果還不錯。可是，一路走來，促使我更美、更好的原驅動力不是媽媽的愛，而是她的冷暴力、“秋后算賬”和尷尬的笑。成績、工作、性格于我，就是一套時刻披掛的鎧甲，它們冰冷沉重，我卻沒有膽量卸下，以肉身擁抱世界。我患得患失，自相矛盾，有著雙重人格——既渴望無條件的愛，又不習慣親密接觸。
　　
　　后來，我學習心理咨詢，讀了很多書，漸漸接納了自己，懂得怎樣表達情緒。我知道原生家庭的基因已在我的生命里扎根蔓延，一輩子都無法剔除。家更傷人，是因為我們在乎。我希望將來自己的寶貝不再有這些恐懼，我希望用彼此相通的愛的語言，構筑溫暖的家。所以我跟自己達成和解，不再當一個渴求愛和承認的“巨嬰”，不再拼命地迎合或徒勞地對抗，我選擇了接納和溝通。也許我也會用愛的名義要求下一代，教育他（她）學知識、懂禮數，但絕不再簡單粗暴地打罵，忽視孩子的感受。
　　
　　媽媽退休賦閑后，養花跳舞，性格也和善了很多。前不久她去桂林旅游，寄來一箱特產。我在微信上發給她一個笑臉，她回復一句：“看到你高興，我也笑了。”這句話真肉麻，可我喜歡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