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漢昭帝劉弗陵說過，用人還是要用讀書人。這話不假，做官做吏，沒有點文化素養，沒法子擺弄。官僚離不開文牘，不識字的人，不會寫也就罷了，如果連讀都不會，基本上寸步難行。不識字的，做草莽英雄，也許有行的，但做大一點了，也得有讀書人幫忙，否則，就只能做草寇，成不了大事。
　　
　　東漢是個儒生的天下，讀書人被儒生包辦。不通經的人，基本上就不視為讀書人。這個局面當然不好，好些有雜學愛好的才俊之士，就給埋沒了。馬融、鄭玄之輩，固然可以用經義斷獄，但儒生包打天下，好多事還真的辦不了。難怪東漢一直就沒起色，半死不活的。黃巾起義，天下大亂，群雄并起，互相攻殺。這種時候，用人之際，原來讀經讀得精熟之輩，基本上都廢了，大儒鄭玄也只好裝神弄鬼，占卜算卦。別的儒生，只能改弦更張，改得不快，弄不好就跟流民一道，填了溝壑。
　　
　　曹操也是個讀書人，但由于出身濁流，跟宦官有關系，所以，無論如何算不得正經儒生，他自己也以奸雄自命，一出手就像個酷吏，殺伐決斷。所以，混出來之后，用的人，大多是雜家。那種裝孝做悌的酸儒，到了他這里，一律成了垃圾。手下眾多的謀士，郭嘉、茍彧、賈詡、程昱之輩，都是兵家的底子，玩謀略的。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唯才是舉。曹操《求賢令》這樣的話，如果放在東漢盛期，簡直就是大逆不道，誰說了，不僅朝野鳴鼓而攻之，皇帝也是要殺頭的。但是，戰事浩繁，用人之際，讀經退不了敵兵，沒有辦法。所以，讀書人的風格，至此一變。會出主意，能辦事的大走其運。
　　
　　讀經裝孝悌的人沒市場了，但若要所有的讀書人都變成智謀之士，也是不可能的。好在，讀書人還有另外一條活路，那就是當作家。那年月，印刷術還沒有發明，作家不能靠版稅過日子，但寫出來好作品，人們可以口耳相傳，可以抄傳。盡管是亂世，文學作品依然有市場。有勢力的軍閥，就是樂意養這些人。
　　
　　本來嘛，五經那東西，沒有多少樂趣。人們不得不讀，是因為皇帝喜歡，讀了可以做官。而文學，包括民間的歌謠，才是讀書人的真愛。經學大盛，但文學也在底下潛伏。東漢末崛起的軍閥們，個個都是當年的讀書人，曹操這樣的，原本就是資深文青。一旦自己說了算了，文學也就冒了出來。文章憎命達，亂世出好文，能出好文的人，當然有安身立命的地方。
　　
　　所以，像禰衡這樣的狂士，曹操沒殺。孔融做太守，亂兵打來，飲酒賦詩，真的殺到門口了，只會跑路。按《求賢令》的標準，百無一用。而且經常給曹操搗亂，曹操要禁酒，他引經據典說不行，曹操的兒子曹丕，收了袁紹的兒媳婦甄氏，他也跑出來說不好，說是武王伐紂，把妲己送給了周公。曹操還是忍了，給他一個官做。楊修總是自作聰明，每每猜度曹操的意思，揚才露己，曹操也忍了。
　　
　　但是，隨著曹操掃平群雄，統一北方，他對作家們的容忍度就變小了。如果你僅僅能寫出好作品，而不會拍馬屁，基本上就不大行了。孔融死了，楊修死了，連半個文人崔琰也喪了命。這事，說起來有點冤。崔琰向曹操推薦過楊訓，曹操做了魏王，楊訓撰文拍馬，稱頌其功業和盛德。大約是寫得過了，士大夫們一起瞧不起他，也連帶著捎上了崔琰。崔琰取來那篇馬屁文字，看了之后，寫信給楊訓，說你的文章寫得還不錯，現在就得這樣寫。曹操知道之后，覺得崔琰其實是在諷刺他，一下子將他罰為徒隸，做苦工。沒想到這樣一來，崔琰反倒名聲大震，賓客盈門。曹操一氣之下，也把他給殺了。有人說，崔琰其實是冤枉的。冤就冤吧，誰讓你沒上一道表章，拍一下魏王的馬屁呢？
　　
　　當然，楊訓是不會被殺的。那個為袁紹起草討曹操的檄文的陳琳，辱及曹家的祖宗，投降之后，也安然無恙。因為能奉命罵人罵得如此精彩的人，拍馬屁也一樣精彩。果然，沒有辜負曹操的期望，陳琳寫了《神武賦》，歌頌曹操，稱頌其東征烏丸的偉業。夸曹操神武奕奕，“單鼓未伐，虜已潰崩。”讓曹操很是受用。當初《討曹瞞檄》止住了曹操的頭風，這回的《神武賦》，估計也對他的頭風病有幫助。
　　
　　曹操是個大奸雄，也是個大文人，他知道哪些文學之士有分量。但有分量的作家，必須得做一件事，寫拍他馬屁的文章。天天拍，倒也不必，但至少得寫一篇，而且質量還不能低了。如果一篇馬屁文章不寫，還成天唧唧歪歪，恃才傲物，即使你的文采再好，腦袋多半是保不住的。
　　
　　對于那些權傾天下的大牛人來說，讀書人的用處，第一，是出謀劃策，第二，就是拍馬屁。牛人越是牛，第二項工作，就越是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