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是一個人的血緣背景關系的標志和符號。當社會普遍根據姓氏判斷血統出身時，姓氏就成了家庭血統、出身背景等信息的載體，各社會階層之間也最終因此難以流動。
　　
　　人類最初是沒有姓氏的，因此也沒有將人分門別類的明顯符號，社會階層不容易一目了然，而中國屬于最早推出姓氏的國家之一。在周朝以前，貴族除了有姓，還往往以國、官位為氏。而一般人只有名，沒有姓，也沒有氏。春秋戰國時期，姓氏制度發生根本變革，姓、氏的差異漸漸模糊。戰國以后，平民也有姓，百姓遂成為民眾的通稱。秦漢以后，姓與氏合一，遂稱“姓氏”。唐宋后中國姓氏學逐步定型。
　　
　　英國原來也只有名，13～14世紀才出現姓氏，一開始也是只有貴族才有，后來逐步擴散至一般平民。
　　
　　中國人命名的規則是姓氏不區分個體而以名區分彼此，西方社會則反之。在中國，王姓、陳姓等不含有太多信息，但名可以區分不同人；而在英國、美國，名為Peter、David、Ed-ward的人太多，而姓氏則往往更加獨特。在中國，超過100人的姓氏只有4000多個，而美國超過100人的姓氏則多達20余萬。因此，相對而言，姓氏在美國等西方社會包含的血緣與出身背景信息比在中國更多，更能阻礙社會階層的流動。
　　
　　以往關于社會階層流動性研究只停留在父子代際傳承的層面，而不是基于整個家族是否“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但是，如果是以姓氏作為代際研究的基礎，則可以把這種情況包括進來。
　　
　　其一，如果只按照父子收入的相關系數來研究代際地位固化程度，那么，根據英國自14世紀以來的遺囑檔案中記錄的家庭收入估算，家族地位固化程度只有0。4，即父子收入的相關系數只有40%；如果用同一姓氏的相連兩代英國家族的平均收入計算代際相關系數，那么英國人代際相關性高達75%，說明英國社會階層固化的程度遠高于以前的估算。而且，如果把過去7個世紀分成不同時間段，英國社會財富階層的連貫性基本沒有變化，富有的姓氏有70%～80%的可能性在一代后繼續富有，有50%左右的概率在兩代后仍然富有。對中國、美國、日本、瑞典、印度、智利等國家而言，基于姓氏估算出的社會流動性也都遠低于基于父子收入的相關性。各社會的階層固化程度比我們原來理解的高很多，其背后的制度、文化以及其他原因都值得深入研究。
　　
　　其二，把1200～2023年英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歷年學生名冊放在一起，研究各罕見姓氏的學生占比相對于這些罕見貴族姓氏占整個英國人口比重及變化。結果發現，罕見姓氏占牛津、劍橋大學學生的比重100多年前是這些姓氏占整個英國人口比例的8倍，到現在，這些姓氏的牛津、劍橋大學學生占比還是他們在整個英國人口占比的兩倍。自13世紀以來，精英姓氏子女一直比一般姓氏更能進牛津、劍橋等貴族大學，今天仍然如此。如果用政治精英取代貴族大學的就學機會，那么，在英國，政治精英階層自13世紀以來則更加固化，“官二代”有91%的可能性繼續為政治精英。
　　
　　把姓氏研究方法應用到中國。如果某姓氏在1645～1905年考上舉人的人數占本縣總舉人人數之比高于本姓氏占本縣總人口比的5倍以上，那么該姓氏就為本地區的精英姓氏；一旦各精英姓氏確定之后，再計算每10年里這些精英姓氏的舉人占比相對于他們占樣本范圍總人口的比值，看前者高于后者多少倍。結果發現，在清朝初期，精英姓氏的舉人占比是其在總人口中的占比的8倍多，到乾隆末期還停留在4倍左右，到民國時期下降到2倍左右，最近降到1。5倍。由此可見，宗族姓氏一旦進入精英階層，社會階層可以跨越朝代、跨越體制地固化下去。
　　
　　公共政策似乎不能提升社會流動性，而工業化、城市化和技術革命可能是更重要的降低社會階層固化度的力量。文化和社會資本的代際傳遞比物質資本的代際傳遞更重要，而前者很難被累進稅或高遺產稅等公共政策再分配，決定學歷和勞動力市場結果的更重要因素是家庭和社會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