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在深圳，我和馬蘭在路邊散步。她說，她發現，她的爸爸、媽媽好幾次都把頭湊在一起嘟嘟噥噥，一見她進門就立即分開，又把什么東西藏藏掖掖。她假裝沒看見，心里卻一直有個疑竇。幾天前她終于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墊被底下的那東西，是一疊誹謗我的報紙。
　　
　　她想安慰他們，但說了幾天都沒用。老人家還是老觀念，在他們心目中：國家辦的報紙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連篇累牘地痛罵一個人，其實就是“打倒”。
　　
　　岳父、岳母的緊張，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媽媽。爸爸的血壓、心臟、眼睛都不好，在幾個老人中身體最差，萬一……我立即買票從深圳趕回上海。
　　
　　先問弟弟。弟弟說，媽媽不看報，爸爸因為眼病越來越嚴重，也不看了。
　　
　　我問：“爸爸、媽媽有沒有可能聽到我被報紙誹謗的消息？”
　　
　　“不知道，大概不會吧？”弟弟沒有把握。
　　
　　我關照弟弟：“一定不要讓爸爸看到那些報紙。”
　　
　　弟弟說：“我們會因為他的眼病，禁止他碰報紙。”
　　
　　我當即就去看了爸爸、媽媽。在父母親的住房里我東摸西摸，想看看哪里還不太舒適，更想看看哪個角落有沒有堆放著報紙雜志之類。都沒有，我就放心了。
　　
　　我在上海與父母親一起過了幾天，又回到了深圳。我認真地下了一個決心：為了4位老人少受一點驚擾，真的不能再寫書了。
　　
　　終于，一個一直害怕著的電話打來了。弟弟的電話，說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馬蘭立即趕往上海，爸爸已經去世。
　　
　　弟弟為了尋找在追悼會上要掛的照片，打開了爸爸天天翻動又天天緊鎖的抽屜。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卻又發現抽屜里藏著大量文字資料，一疊又一疊，一袋又一袋。
　　
　　盡管我已經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但是當我真的一頁頁翻看那些文字資料時，仍然非常吃驚。
　　
　　第一部分是他寫給造反派當權者的“借條”留底，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來，在他關押期間，媽媽前去探監時給他說起家里的事，他毫無辦法，只得冒險向當權者借錢。他在10年間沒有借到過一分錢，而每張“借條”都必然引來一次次殘酷的批斗。有幾張“借條”，我剛剛一讀鼻子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領養的表妹要在安徽農場結婚，但叔叔已被害死，爸爸決定用叔叔留下的一只舊箱子作為陪嫁，卻想“借”一點點錢，買一床被褥裝在這只舊箱子里。又如，一張“借條”上說，寒冬已臨，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還沒有用過一寸，希望當權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份兒上，借點錢……
　　
　　第二部分是他們單位造反派批判他的大量印刷品。
　　
　　與這些印刷品放在一起的，是兩沓近幾年批評我的報刊。這些報刊的字里行間，有不少鉛筆劃痕，可見，幾乎已經失明的爸爸，還是逐字逐句看了。
　　
　　我曾向他熟悉的幾位醫生打聽，這些報刊是怎么到他手上的。醫生說，是他自己不斷索取的，說是我在國外，要代我收集資料。他還一再要醫生放心，為了眼睛，他不會看。
　　
　　其實他騙了那些醫生，他不僅看了，而且看得非常徹底。他把相隔30幾年的兩種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復對比，我立即想像出了爸爸的最后歲月。他的高血壓，他的心臟病，他的白內障，他因渾身乏力而摔倒……爸爸，是為我死的！
　　
　　厚厚一抽屜的災難文字壓了他半輩子，而那兩疊有關我的報刊，則是壓垮他的最后一捆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