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昆明出生、長大。后來上學、工作、結婚、生子都在這里。昆明仿佛是我的一部私人電影，膠片永遠存放在我的記憶深處。
　　
　　我家最早是住在武成路上的福壽巷。這條巷子不長，里面藏著四五個四合院。我家住的這個四合院古老得發霉，墻根爬著青苔，畫棟雕梁上結著蜘蛛網，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建造的了。院子里有口水井，盛著一輪月亮，這是我睜開眼睛最初看見的世界。
　　
　　武成路鱗次櫛比，街道兩邊都是鋪面，所有的房子都坐北朝南，所以街道是東西向的。
　　
　　太陽升起時，武成路的鋪面和二樓的玻璃窗子將亮未亮。街道兩邊已經擺著一只只木桶，那是農民自動擺的，住戶每天早晨到大街上來倒馬桶，這是農民的黃金，他們把它挑回地里，就是最好的肥料。
　　
　　將近中午，街道上的鋪子開門的聲音就響起來。鋪面的門是一塊塊可以拆卸的門板，開門的時間一到，店員卸下門板，將它一摞摞地捆好，放在一旁。這些門板都標著號碼，每一塊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我很喜歡看店員卸門板，他卸下一塊，鋪面就亮起來一塊，直到鋪面最深的地方都亮起來。然后他掃地、灑水，第一個顧客已經在一旁等著了。武成路上有布店、土雜店、五金店、拍賣行、文具店、裁縫店、中藥鋪、教堂、餐館、茶館、電影院、大人書店、小人書店、理發店、浴室、照相館、賣燒餌塊的……這是為過日子、為人們一生而存在的街道，各種設施足夠你流連一輩子，不必再遠走高飛。
　　
　　五一電影院那一帶最熱鬧，那里是武成路的中心，貨郎都集中在那里。五一電影院的售票窗是個比我的頭稍微大些的小洞，售票員有時候坐在里面打盹。我就知道這時候看電影的人不多，可以混進去了。我偷偷地鉆過門口掛著的黑簾子往里拱，查票員抱著手電筒坐在椅子上打呼嚕。電影已經放了一半，我找個空位子坐下，貪婪地看起來。正在放《地道戰》，這部電影我已經看過一百次，幾乎背得出每一句臺詞，演員演到哪里，還沒有開口說話，我就把臺詞模仿著他的聲音說出來了。
　　
　　每年春節要到的時候，父親就帶著我們三兄妹去裁縫鋪做新衣服。裁縫是個戴眼鏡的伯伯，量褲子的時候，他總是捏捏我的腰說，娃娃，站直了。這句話影響我的一生。我的褲子一年比一年長，站直了，才量得準。后來在世界人生中，我經常默默對自己說，站直了。類似的話也來自我母親，這句話她對我說了一千遍，于堅，走路，要抬頭挺胸。她從來沒有對我說過“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之類的話。她說，走路，要抬頭挺胸。她每天步行到盤龍區的明德中學去給學生上數學課，拎著一個花布包包，里面裝著教案和鋼筆，從武成路走到順城街。我家搬到西倉坡后，她就穿過翠湖。她一直走路去學校走到退休，從來沒有遲到過，她最后被評為高級數學教師。
　　
　　那時候我父親英俊年輕，戴著一副金絲眼鏡，他總是吩咐裁縫用最好的布料和最新的樣式給我們做衣服，他并沒有多少錢，那時候這個國家誰都沒有錢。他像個現象學的哲學家，體面就是本質。這使我從小就對高貴的事物，現代的事物懷著向往。我父親是四川人，見過大世面。他在沱江邊的一所深宅中長大，后來畢業于民國時代最后的南京大學，跟著劉鄧大軍來到云南，就此愛上五華區，終老于此。
　　
　　翠湖是我的天堂。武成路幾乎每條小巷都通著翠湖。我小時候在里面學會釣魚，學會游泳，后來考大學的時候在里面背習題，戀愛的時候在里面找座位。現在經常去里面聽民間音樂會，翠湖每天都有數十個自發的小型音樂會在舉行。鬧市里藏著這樣一個林木幽深、湖光瀲滟、廟宇林立的地方，真是福氣。世界上湖多得是，但像翠湖這樣的位置還真是不多。車水馬龍的地區，沒出現購物中心，忽然，連天喬木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對于本地居民，翠湖是一個教堂那樣的地方，里面供奉的不是上帝，而是原生態。原生態是什么？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那種載我以生，載我以死的大塊。李白“大塊假我以文章”的大塊。這個教堂教你道法自然，順其自然，自然而然，天然、安然、怡然、悠然、淡然、渾然、闃然、釋然、飄然、幡然……
　　
　　翠湖中間有個圖書館，是個《紅樓夢》里面瀟湘館那樣的地方，玻璃窗，外面是湖影波光，周圍是長廊柳樹。我青年時代經常在里面讀書。西南聯大時代，許多作家詩人都在這里看書，圖書館里面的座位是藤椅、條凳，什么椅子都有，還有草墩。桌子是長桌，桌子邊被各種袖子磨得發亮。我有時候聞見沈從文的長衫的氣味，有時候瞥見汪曾祺躺在藤椅里打鼾,他們都是我心儀的作家,我多年研習他們的杰作,深有所得。我相信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圖書館。書藏在二樓,你查到要看的書,寫在卡片上,樓上的圖書管理員就把書裝在一個吊著繩子的藤編籃子里放下來。
　　
　　我家在20世紀80年代搬到翠湖西面的西倉坡。我家在四樓,樓下就是詩人聞一多被槍殺的地點,從我家的窗口可以看到后人為他立的殉難碑。我把這個看成我與詩歌的一種緣分。有一天我帶著一大群詩人來到這里,點上紅燭。
　　
　　五華區因為五華山而得名。1966年,我家搬到五華山上,住在一個機關大院里。五華山上立著鋼架巨塔,是民國時期模仿巴黎埃菲爾鐵塔建的。它是昆明最高的建筑。昆明的少年們要比誰的膽子大,就去爬那個鐵塔,爬到頂上的是好漢。鐵塔在高原吹來的大風中搖晃,隨時要散掉似的,我在塔下面聽著它嘩啦響動,雙腿發軟。我一直想爬上去成為好漢,但是我始終不敢。我的同學中有人爬到了頂,他成了我們班的老大,男生都聽他的。多年后,我登上巴黎的埃菲爾鐵塔,我坐著電梯上去又順著梯子走下來,仿佛我終于成了好漢。圓通山是翠湖天堂的保護屏,林木幽深。云南大學建在與圓通山相連的另一座山上,山前的樹林里住著古老的松鼠,我相信它們是昆明城里最后的原住民。我在云南大學讀書的時候,經常站在會澤院的樓頂,看著它們玩。
　　
　　在五華區,我結識了許多相處一生的朋友。他們有詩人、藝術家、畫家、音樂家……我經常感覺這地方正在發生著“文藝復興”。我們在尚義街六號談過這個話題。我記得那些遙遠的夜晚,我們這些將要成為詩人、作家、藝術家的人在武成路與翠湖之間的街道小巷閑逛,徹夜長談。
　　
　　有一回我正在翠湖邊上發呆,忽然有人用一疊紙在我頭上敲一下,啊,是詩人杜寧,他剛剛寫了一組詩,正在到處找讀者呢；立即展開,當場朗誦。
　　
　　從春到秋,總是有人在某棟小樓的二樓吹笛子,有人在用老唱機放肖邦或者貝多芬的某一樂章,有人在一棵老樹下講故事,周圍豎著一群麋鹿般的耳朵；有人在彈吉他,有人在拉手風琴……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并非古代的傳說。
　　
　　有一次在火車上,大家說起自己的家鄉,這個世紀流行的風氣是“生活在別處”。八個人,七個都以在外面奮斗為榮,在深圳、在紐約、在北京、在巴黎……只有我說,哦,我是昆明人,我在那里住了一輩子。大家很驚訝,我接著告訴他們,我是個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