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無盡長廊到大穹頂
　　
　　從波士頓去麻省理工學院（MIT），最快的方式是坐紅線地鐵。從坎道站下車，不用出站，一墻圖文并茂、不時跳出“諾貝爾獎”字樣的大事年表就告訴你，你已經來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理工學院的地盤上。
　　
　　由無盡長廊所貫穿的、始建成于1916年的1號樓到10號樓，是麻省理工學院現存最古老的建筑。它們很好地延續了老羅杰斯樓的新古典主義風格，也是當時新英格蘭地區主流的建筑風格：莊嚴、宏大、簡潔、質樸，講求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對稱之美。站在以MIT第10任校長詹姆斯·基里安的名字命名的基里安方庭正中，面向須仰視才見的10號樓的廊柱和大穹頂，處在一圈中楣上刻著亞里士多德、牛頓、富蘭克林、巴斯德、拉瓦錫、法拉第、阿基米德、達·芬奇、達爾文和哥白尼等科學巨人名字的配樓的包圍中，那種對科學傳統的高山仰止之感會讓你立時明白，為什么這里會成為MIT的標志性場景，頻繁出現在明信片，照片和電影電視中。
　　
　　然而，大穹頂真的能夠代表今日MIT的形象嗎？
　　
　　美國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曾總結過美國文化的一個有趣的特點：因為缺乏歷史與傳統的遺憾，而不惜補償性地動用一切資源，營造一種古典和傳統之美。即使是歷史較短的新興大學，如東岸的芝加哥大學和西岸的斯坦福大學，也用大筆金錢打造出一種古老、神圣的近似歐洲大學的象牙塔氛圍，以吸引捐贈人慷慨解囊。與這些學校相比，MIT這所誕生了美國第一個建筑系的大學，校園總體上卻顯得風格極其混雜，草率而又凌亂。以至于有這樣的俏皮話流傳：耶魯=石頭，哈佛=磚頭，MIT=水泥板；耶魯長于高，哈佛長于紅，MIT長于丑。
　　
　　施塔特的前世今生
　　
　　對于不那么熟悉MIT歷史的外來者來說，施塔特中心是一個現在式。人們看到的，是它與MIT所有現有建筑全不搭調，“像被錘子砸過”、“仿佛永遠未完工”、“隨時都會倒塌”的外觀，是它曲里拐彎甚至需要“靠掌上GPS的幫助，才能從洗手間安全返回辦公室”的內部設計，還有在它里面工作的那些MIT的在世傳奇——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萬維網的創始人蒂姆·伯納斯·李、密碼專家羅納德·李維斯特以及自由軟件運動的領軍人物理查德·斯塔曼等。
　　
　　然而，如果從MIT的歷史看，為施塔特中心賦予特殊意義的，卻是它的過去式：它是在20號樓的原址上建造起來的。
　　
　　20號樓可不是尋常所在。“二戰”期間為MIT贏得全球聲譽的輻射實驗室，便設在這棟為滿足美國政府軍事需要緊急建造的簡陋臨時建筑中。它外形丑陋，但對于在其中工作的科學家來說，這棟大樓卻遠遠沒那么糟糕。MIT電子研究實驗室副主任阿爾伯特·希爾就說過：“搬進20號樓后，我們實驗室的可用空間一下子大了兩倍。”而在電子工程和生物工程教授杰羅姆·萊特文的眼中，20號樓就像“麻省理工學院的子宮”，雖然看上去亂七八糟，但其中卻神跡屢現。
　　
　　在輻射實驗室之前，雖然MIT已經是一所全美一流的工程學校，但它還不是一所偉大的研究型大學。它的主要教育目標，依然遵循著羅杰斯時代定下的方針，也即更加強調“手”的訓練，旨在為當時新英格蘭地區提供更符合需求的工程技術人員。
　　
　　“手腦并用”，這是MIT廣為人知的校訓。敢于提出“大學教育應當是為一種積極向上的美國生活所做的技術準備”這一充滿挑戰性的理念，并且把一個手持鐵錘的工人形象與經典的手捧書本埋頭苦讀的學者形象并列放在校徽上，這本身便是一種劃時代的革命。
　　
　　但是，作為一所缺乏傳統卻勇于創新的私立大學，MIT在創立伊始的半個多世紀中，雖然受到社會和學生的歡迎，但卻一直面臨資金匱乏的困境，曾經數次險些為財大氣粗的哈佛所吞并。
　　
　　在“一戰”期間，MIT便承擔了大量美軍飛行員、航空工程師和無線電工程師的培訓任務，使得整個學校都儼如一所軍營。然而，伴隨“一戰”而涌入校園的大筆資金在戰爭結束后迅速枯竭。1932年底，由于捐贈收入大幅度下降，MIT不得不把月薪500美元以上的職工工資少發10％，保留待補，向學生征收的學費也增加了。
　　
　　在這種痛苦的自我改變的過程中，MIT的決策層逐漸發現，基礎性的科學研究可以為技術的發展提供更大的推動力，甚至可以創造新的技術應用方向。由此，MIT開始調整工程學和科學的比例，直至達到“二戰”后相對較為均衡的1：1狀態。正是從這時開始，MIT后來揚名天下的基礎科學院系——經濟學系、語言學系、計算機科學系、數學系——吸納了一大批相對籍籍無名但卻相當有天分的年輕人，不過十幾二十年后，在這些人中，便涌現出了十幾位諾貝爾獎得主和數學大師。而當輻射實驗室戰后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宣布關閉時，它在政府和軍方留下的深刻印象及深厚人脈——“二戰”后，在美國軍隊中服務的MIT校友總數8776人，占當時在世校友的1／4，其中包括98位陸軍將軍和52位海軍上將——使得來自MIT的聲音在整個國家的科學決策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戰后十幾年中，美國政府對美國高校的研究資助幾乎增加了100倍，而在獲得研發經費數額的名單上，MIT永遠遙遙領先。
　　
　　然而，與資金一同到來的，也有政府和軍方的陰影。1961年，麻省理工學院百年校慶。本應躊躇滿志的MIT校長斯特拉頓卻顯得深懷憂慮，他已經感受到了在校園里氤氳的反對政府對學術與研究自由干涉的壓力。
　　
　　當此之時，麻省理工學院的模式已經在全世界被仿制，就連以色列也成立了以其為范本的以色列理工學院，對寓居美國和歐洲的猶太科學家大拋橄欖枝。更不用說在西岸的加州理工學院，儼然與MIT形成分庭抗禮之勢。
　　
　　1998年，當時麻省理工學院校長查爾斯·韋斯特和他背后的校董事會在趕超者的壓力下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需要變革的力量。
　　
　　通過將500門MIT相關核心課程的教材免費放到互聯網上，韋斯特創造了網絡時代大學教育的一個新典范——“在互聯網的時代，教育的真正價值，不再是隨時面臨修正的知識本身，而是教學相長的互動過程。”
　　
　　“海綿”里的地獄生活
　　
　　西蒙斯樓建成于2002年，總造價7850萬美元，有MIT最昂貴的學生宿舍之稱。這棟拿了2003年美國建筑師研究院榮譽獎的宿舍樓最大的特點是窗戶多，平均每個房間有9個小窗，每個窗子上有一個單獨的小窗簾。據說每天花在開關窗簾上的時間就要5分鐘以上。更有趣的是，據說設計師史蒂芬·霍爾在一次晚會上被人問起為什么會做出這么無腦的設計時，他回答說：“那有什么關系呢？反正MIT的學生不睡覺。”
　　
　　世界名校中，以天才學生著稱的大學不知凡幾，但令MIT與眾不同的是，“在這里你能看到全世界最勤奮的天才”。要想拿到那枚著名的有海貍圖案的畢業戒指絕對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而“理工地獄”的說法，也絕非浪得虛名。“海綿”的綽號固然是因為西蒙斯樓多孔的外形而來，但其實也道中了MIT學生只能不斷自我壓榨的真相。
　　
　　在巨大的學業壓力下，許多MIT學生都有偷偷酗酒的解壓習慣。1997年9月29日，18歲的MIT大一新生司各特·克魯格因為酒精中毒而死亡。悲劇發生前，他剛剛加入MIT的PhiGammaDelta兄弟會，為了向“老大哥們”表示一下，克魯格開懷暢飲，不想卻以悲劇告終。
　　
　　耐人尋味的是，這件事后被媒體廣為抨擊的大學兄弟會問題，卻并無聲響。闖禍的PhiGammaDelta雖然自此被取締，但其他兄弟會卻一如既往。
　　
　　工業社會對待人如機器一般的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是MIT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它隨時創新，隨時根據社會的需求變化，隨時做好準備給出最合理的解決方案。早在1961年，麻省理工學院百年校慶之時，每5個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生中，便有一個是他所在的企業的總裁或副總裁。而最新的數據顯示，MIT的畢業生開辦的公司在全球雇傭了110萬優秀人才，每年創造2320億美元的價值。
　　
　　但這種功利、要求每個人都成為“長袖善舞的企業家”的傳統，也令MIT成為一個不那么令人喜歡的地方。它可以在猶太人在美國最受排擠的時候錄取大量猶太學生，也可以讓二十出頭的納什當一個“娃娃講師”，三十出頭的錢學森成為歷史上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但它卻留不住像費曼這樣個性鮮明的人。然而，這到底是MIT的錯，還是一所為現代社會的需要而存在的大學所依托的環境的錯呢？
　　
　　無論如何，這就是M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