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無分文地出了門。那是一月的芝加哥，北風刮得緊，回去取錢便要頂風跋涉半小時，無疑是要耽誤上課了。
　　
　　這時我已在地鐵入口，心想不如就做個赤貧和魅力的測驗，看看我空口無憑能打動誰，讓我蹭得上車坐，賒得著飯吃。我唯一的擔心是將使芝加哥身懷絕技的扒手們失望。
　　
　　“蹭”上地鐵相當順利——守門的黑人女士聽說我忘了帶錢，5個一寸長的紅指甲在下巴前面一擺，就放我進去了，還對著我的后腦勺說：“要是我說‘不’你不就慘了？你該感謝上帝，我一天要說99個‘不’才說一個‘是’呢！……”
　　
　　她笑得很猙獰，像個刀下留人的劊子手。
　　
　　12時59分下課，很想跟同學借點午餐錢，又怕他們從此跟我斷絕來往。
　　
　　開學那天，一個大齡男生借了一位女同學9塊錢，下面就出現了一些議論。所以，我打消了借錢的念頭，餓死也得為我們大齡同學們爭氣。
　　
　　所有同學都進了校內那個廉價餐廳，我只好去校外昂貴的一家意大利餐館。
　　
　　一個意大利小伙子過來在我膝蓋上鋪開又硬又白的餐巾。我點了鮮貝通心粉，吃最后幾根時，我開始在心里排演了。吃不準笑容尺度，但是不笑是不可以的，人家小伙子忙了半天，至少該賺你一個笑容吧。我眼睛盯著賬單，手裝做漫不經心地在書包里摸那個丟在我臥室枕邊的皮夾，然后我已經分不清是真慌張還是假慌張地站起來，渾身上下逐個掏口袋。“災難啊！”我說，“我的錢包沒了！”
　　
　　小伙子瞪著我。他耐人尋味地看著我自我搜身，一遍又一遍，然后搖搖頭表示遺憾：“冬天穿得厚，扒手就方便了。”
　　
　　我表示非常難過，如此白吃，還吃得那么飽。他連說可以諒解，都是扒手的錯。他拿了張紙，又遞給我筆，請我留下地址和電話。
　　
　　我說這就不必了，明天保證把飯錢補上，連同小費。可他還是堅持要了我的電話號碼。
　　
　　寫完后我抬頭笑笑，這一笑，魅力就發射得過分了，因為他的眼神一下子變得楚楚動人的，問：“平時可以給你打電話嗎？”我打著哈哈，說可以可以。
　　
　　我打算徒步回家。
　　
　　走在芝加哥下午3點的街道，風吹硬了街面上的殘雪，每走一步都要消耗掉一根通心粉的熱量。
　　
　　很快我放棄了，跳上一輛巴士。一上車我就對司機說我沒有錢，一個子兒也沒有。司機點點頭，將車停在一個路口，客客氣氣地請我下車。
　　
　　我紅著鼻頭對他笑著說：“明天補票不成嗎？”他鄙夷地說：“天天都碰上你這樣的！來美國就為了到處揩美國的油！”我正要指出他的種族歧視苗頭，一只皺巴巴的手伸到我面前——是個老頭，懷抱一把破豎琴。他把手翻過來打開拳頭，掌心上有4枚硬幣……
　　
　　付完車錢，我立刻拿出我那支值10塊美金的圓珠筆，擱在他手里。他說：“你開玩笑，我要筆干嗎？”他摘下眼鏡，給我看他的瞎眼。我問他在哪里賣藝，他說在公立圖書館門口，或在芝加哥河橋頭。我說：“明天我會把錢給你送過去……”他笑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下了巴士，離我住處還有5站地，我叫了輛計程車。司機是個錫克人，白色包頭下是善良智慧的面孔。我老實交代，說錢包忘在家了，他靜靜地一笑，點點頭。到了我公寓樓下，請錫克司機稍等，我上樓取車錢。更大的災難來了：我竟把鑰匙也忘在屋里。我敲開鄰居的門。我和這女鄰居見過幾面，在電梯里談過天氣。女鄰居隔著門上的安全鏈條打量我。我說就借10塊錢，只借半小時，等找到公寓管理員拿到備用鑰匙，立刻如數歸還。
　　
　　“湯姆！”女鄰居朝屋內叫一聲，出來一個6歲男孩。女鄰居指著我說：“湯姆，這位女士說她住在我們樓上。你記得咱們有這個鄰居嗎？”小男孩茫然地搖頭。
　　
　　我空手下樓，帶哭腔地笑著，告訴錫克司機我的絕境，請他明天順路來取車錢，反正我跑不了，他知道我的住處。他又是一笑，輕輕點頭，古老的黑眼睛與我古老的黑眼睛最后對視一下，開車走了。
　　
　　我想起田納西·威廉姆名劇《欲望號街車》中的一句話：“我總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這句話在美國紅了至少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