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和艷遇有類似之處：人都愛幻想，總希望在一段新的旅途或新的愛情里，發現另一個自己。早年間，世界還很廣闊未知時，文藝作品大都以此為主題：堂吉訶德出門旅行，尋找騎士夢；意大利的民間故事里凈是騎士出門，夜宿磨坊，品嘗面包和女主人的滋味；梅里美以第一人稱寫旅游到西班牙時，聽到了卡門的傳說；夏多布里昂喜歡寫主角去蠻荒地帶，被美女傾心，被蠻族追殺……
　　
　　所以，人類很容易產生這樣一種情感，姑且叫作“旅行/艷遇尾聲恐懼癥”：你希望一段旅途永不結束，一段艷遇永不熄滅，一個眾人歡飲的夜晚，可以通過無限換酒吧續攤，逼得天色永遠不亮……但這里面，有一點幻覺的成分。
　　
　　早在19世紀，巴爾扎克就寫明白了：世上最奢侈的愛好，就是養個情婦。你可以讓老婆吃糠咽菜，但必然不好意思駁回情婦的諸多要求。
　　
　　假想一下，把旅游當作一個美麗的情婦好了——許多人愛旅游，其實是愛這樣一種狀態：啊，開始旅游啦！好難得出門啊！我要過另一種生活！我要把工作都拋掉！要把平時攢的錢都用上！我要把日常對自己的壓榨和摳搜，都在旅行中找補回來！
　　
　　在旅行中，人就像面對情婦一般，因為過上了遠離日常生活的另一種未知而新鮮的生活，于是格外慷慨，特別好奇，尤其大驚小怪，經常一驚一乍。你會更認真地去端詳他鄉的天空，而你在故鄉可能從沒注意過天空的顏色；他鄉的狗都比較可愛，盡管你在故鄉可能特別討厭狗的味道；他鄉的空氣都那么沁人心脾，而家鄉的空氣，你從沒仔細聞過；他鄉的劣質手工小商品，顏色似乎都比家鄉的鮮艷些，能讓你情不自禁地抖出信用卡來。
　　
　　《羅馬假日》里，赫本和派克成就了古往今來最老套但又最傳奇的愛情。納博科夫在用俄語和英文寫作時不斷講同一個故事：他如何坐著俄羅斯的長途火車，去海邊的度假勝地，在金色的沙灘上遇到一個女孩子（在他早期的俄語短篇小說里，那常是個愛滾鐵環的女孩子；在《洛麗塔》里，那是洛麗塔的前身安娜貝爾）。托馬斯·曼的作品中的許多愛情發生于療養勝地，《死于威尼斯》里，阿申巴赫在他的假期中遇到了傳奇美少年達齊奧。茨威格寫過至少兩個“我在度假時遇到有人和我傾訴他的假期愛情故事”的短篇。所以你看，所有人都把旅行當作愛情的一部分，或者干脆就是愛情。
　　
　　與其說旅行比生活美滿得多，不如說我們試圖讓假期比生活更美滿。所以旅行和夢不一樣，做夢，你不知道何時醒來；旅行，你知道它何時結束。旅行是一種短暫的、濃縮了的生活，另一個人的短暫天堂。而旅行的尾聲，就像離開情婦回歸家庭，意味著：哎呀，我又要回去工作了，又要朝九晚五了，又要回到那種摳搜省錢的日子了！因為結束的陰影和絕望感如此濃烈，所以在旅行里，一切都迫不及待。《死于威尼斯》里阿申巴赫愛上達齊奧后死去了，《洛麗塔》里安娜貝爾也很快病死了。旅行的結束等于重回現實，等于一種浪漫生活的終結，等于離開情婦回到妻子身邊。而這種“終于還是會回到日常生活”里的苦悶，就像橘子汁里的澀，只會讓甜來得更濃烈些。所以旅行里的陽光、果汁、單車、刺得人脖子發癢的草坪、大海、風箏、寫有電話號碼的紙片、貼著禮物標簽的CD、游泳池旁邊的樹影、平時根本來不及一口氣讀完的書，都帶著愛情的顏色，比平時的風景美好得多。
　　
　　當然，去掉“旅行=情婦”的倉促又濃烈的幻覺成分，仍有人會相信：旅行時，的確可以見識各類新的東西。但這里有一個常見的悖論：你特意跑去旅游的陌生城市、搜著店名去排隊的名吃、從朋友那里借來的書，你會格外熟悉；自己所處的城市、小區后門外的小吃、買來擺在書架上積灰的書、在身邊很久的人，你反而會想不起。
　　
　　因為人們多少總是存著這樣一種心思：放在身邊的，隨時都能觀賞，所以還是先瞻望遠處好了，身邊的東西下次再說，下次再說……于是很多時候，就這么下次再說，終于錯過了。
　　
　　如果嘗試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好些，不總指望著把好好享受的希望寄托在別處、未來和旅途上；如果對自己日常生活的伴侶好一些，不總指望著命運給你埋伏著許多段一見鐘情，那以后，到旅途末尾，你想到要回歸家庭和日常生活時，便會少些恐慌，而會一邊聽歌，一邊想象回家睡一覺，第二天起來吃熱騰騰的早飯的場景。簡單說來，無非是：平時對自己好些，旅行時就沒那么神經質地戀戀不舍；對自己身邊的人好些，情婦就沒那么大誘惑力了。道理十分簡單，晏殊很早就寫了：“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