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近代史上，當明治天皇以“民族之父”的形象光芒四射蜚聲東灜時，光緒皇帝卻以“瀛臺之囚”的身份獨嘗生命最后的悲涼時光。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同為一國之君，他們的命運卻為何如此大相徑庭？反思這段歷史，啟示良多。
　　
　　光緒與明治，兩人都接受了嚴格的宮廷教育，都博學勤思，志存高遠。光緒比明治晚生19年，但光緒的勤奮好學，孜孜不倦，比起明治來，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明治天皇在飽受儒學熏陶的光緒面前，充其量只能算是個“小學生”。可歷史老人仿佛對于光緒過于殘酷，而對明治太過恩寵。明治維新演奏了一曲氣勢恢宏的驚天絕響。使日本的國家變革獲得巨大成功，一躍成為近代列強，雄心勃勃地“與萬國對峙”；而光緒的變法僅歷103天就慘遭失敗，譜就一曲國脈悲歌，繪出一個帝國的死亡拼圖。那么身為“學生”輩的明治如何遠遠超越“老師”輩的光緒，帶領日本遠遠跑在了中國前面呢？
　　
　　正如一位學者所說，日本人是把“外來的東西當飯吃”，積極消化，強壯了自身；而中國卻把“外來的東西當衣穿”，雖然抵御了一時寒冷，卻無法從根本改變體質。為了使自上而下的改革有效貫徹，日本掀起了爭學歐美、開啟民智的熱潮。文明開化首先是啟蒙思想的傳播和思想觀念的變革。維新派專門為天皇開設了有關國際知識以及當時先進的德國、法國文化課程，講授德國法學和法國政治典章，介紹歐美資產階級統治經驗，《西國立志編》《法國政典》等啟蒙思想名著是擺在天皇案頭必不可少的教材。武士們佩帶雙刀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生活習俗。明治不但發布《斷發脫刀令》，果敢廢除了日本人剃眉染齒的千年舊俗，還把西式禮服確定為官員的正式禮服，鼓勵官員穿西裝。明治率先垂范，從衣食住行人手，建立起近代日本的文明體系。
　　
　　光緒對西方科技和思想也并非沒有了解。他幼年時就極為喜愛西洋玩具，像西洋鐘表、火輪車、留聲機都令他愛不釋手，各式西洋玩具堆滿皇宮。一位外國玩具商喜出望外，想不到他最大的買主竟是一位中國的皇帝！在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光緒從喜愛西洋玩具發展到對西方的堅船利炮和其他先進科技都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對洋務運動懷有天然的支持和好感，甚至還發布過一道圣諭，公開支持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要求大清子民應該與基督教徒和睦相處，自己還學著做起了基督教的禱告儀式。
　　
　　等到康有為接連給光緒呈上《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列國變通興盛記》，向他介紹了俄、日等國變法圖強的成功經驗，光緒不亞于被打了一針興奮劑！光緒決心挽狂瀾，積極向西方尋求治國之道。在變法的高潮中。為了使具有新學識、新思想的通達之才進入中樞機構，參與謀劃新政，他頂著巨大的壓力，令各省督撫推薦優秀人才，然后加以考核任用。其中譚嗣同、劉光第、林旭、楊銳被任用為“軍機四卿”，一時引人注目。
　　
　　然而，不同的制度觀念和文化背景，造就了光緒和明治不同的知識結構和治國眼光。
　　
　　日本的仁人志士提倡“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正如明治初年的啟蒙思想家福澤渝吉評價改革派武士：“這些人歷來對中國的文學道義鉆研不深，從儒學的深奧角度來看，這些人不能不說都是些不學無術之輩。而正是這些不學無術之輩完成了維新大業……他們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報國之大義，凡事一聽說是國家的利益，他們就會自動去做。”“東洋道德”的含義被縮小了，“西洋藝術”的范圍被擴大了。這遠非中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可比擬。因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在清代傳統體制已經難以為繼的情況下提出的，其目的是為中學鞏固地盤，以便維持封建正統的地位。所謂中學西學之爭，其實爭的是清代統治集團背后的現實利益。而不是學術上的真理，強國的策略。1862年，倒幕維新的志士高衫晉作旅居上海兩個多月。所見所聞，使他大加感嘆中國人“口雖唱圣人之言，身已為夷狄所奴役”。
　　
　　錢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清代所有制度的創立，都是從滿洲人“部族政權”的私心出發：“康有為的理論，也不能說他全不對。他說一個國家只要能立憲，皇帝有無有是無緊要的……但康有為只知道皇帝無害于立憲，卻不知道滿洲皇帝的后面是一個部族政權在撐腰。部族政權是絕不容有所謂立憲的。”
　　
　　近代化是普適于世界各國的惟一道路，無所謂東方或西方的專利。盡管各國各有特色，但這條道路必然包括近代科學和近代工業，還有與其相配套的政治社會體制。沒有這個體制，就不能保證科學的進步和國家的強盛。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光緒和明治的認識水平也許都達不到這么深遠的程度，但客觀的現實卻是，清代的滿洲貴族和士大夫既得利益集團就像大海里的無數礁石。光緒駕著中國這艘巨大的航船在這些礁石之間蹣跚穿行。稍不留心就會觸礁沉沒；脫胎換骨的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遼闊的，只要明治下定決心改變航向。它就可以改變，不會像光緒那樣遭到密如星斗般暗礁險石的阻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