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之后，我輟學在家，身體上的病痛固然難以忍受，而更讓人難以面對的是那種有若被眾人遺棄的感覺。原本為參加初中聯考而忙得如拉緊的弓，集中全力蓄勢待發，突然之間，你被取消了參賽資格，趕出了競賽場，你只有躲在無人注意的角落，冷眼旁觀，那些緊張、那些熱鬧、那些歡呼都已遠去，那個世界完全將你摒棄在外。
　　
　　生活中有一些東西不一定是你所喜悅的，然而一旦被迫割舍，那種委屈、那種不甘、那種頓失所依的措手不及，就像一顆被推離正常軌道的星球，飄浮在茫然無垠的太空，沒有重心，也沒有方向。
　　
　　其實，我比父母更早了解自己的病已經“無藥可救”，只可憐天下父母心，猶自在那里作無謂的掙扎，我只是無可無不可地趕著一場又一場與醫生的“約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必須一個人搭乘火車，再轉搭公車，才能抵達醫生的診所。那條路好長，好孤單，看不到過去，也看不到未來。
　　
　　忘記是哪一天，父親走到我房里，握著我的手，望著我說：“乖，你不要怕，爸爸會養你一輩子，等你長大了，爸爸會為你招一個女婿！”
　　
　　那一剎那，我突然明白父母所受的驚嚇與慌亂甚于我，其中還摻雜負疚的成分。很多年后，父親無意中透露，在我初病的那幾年，他常常夢到祖母及外婆的指責。父親用這樣一種保證安慰我，毋寧是安慰他自己。
　　
　　父親一定沒想到，他的話深深地扎傷了我，莫非連父親也對我不再抱任何的期望？5個小孩中，父親愛我最深，我是屬于“小時了了”的人物，智慧開悟得早，加上伶牙俐齒、反應靈敏，人前人后都帶給父親極大的喜悅和滿足感。
　　
　　難道說，僅僅一場病，父親就認定我這一生一無是處，需要他養一輩子，甚至在他年老之后，再找一個男人接手來養我？他才是讓我傷痛的真正原因。
　　
　　我第一次結結實實地面對自己，不想父親給我的刺激竟然成了突破困境的契機，蛹能脫困于繭，自有一番天地供它翩躚。
　　
　　就這樣，我為自己走出了一條路。1978年，第七屆十大杰出女青年選拔時，一位曾經得過此獎的朋友立意要推薦我，我卻執意不肯。原因是家中除父親之外，無人看重這種事，母親尤其討厭我們沒事炫耀、亂出風頭，弟弟妹妹則拿我窮開心說：“怎么，你要去競選十大女歌星嗎？”
　　
　　因此，盡管朋友把我的推薦書寄了過去，無論如何我也不肯送上資料，這件事就不了了之。
　　
　　原本我們是瞞著父親的，終究還是不小心漏了口風，父親起始大驚，雖然沒有責怪我，卻明顯地看出他的失望。父親的反應也讓我吃了一驚，我第一次發現原來他是這樣看重這個獎。
　　
　　我對父親有說不出的愧疚。
　　
　　沒想到兩年后，第八屆十大杰出女青年開始選拔時，我突然收到選拔會寄來的一封公函，大意是說，上屆有人推薦我，但我未曾寄資料，而他們仍為我保留候選人資格，希望我盡快補送……這幾乎是從未有的事，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正因為如此的不尋常，我開始正視這件事。
　　
　　我和妹妹把所有的作品合力整理出來，父親以他多年案牘的經驗，親自教導我一一分類、貼上標簽、編排索引，整整裝滿了一大紙箱。他甚至擔心郵政失誤，堅持親自將資料送至選拔會。社區山路難行，箱子既重且大，無法背也無法提，只有捧在手上，而父親已年屆70，但他一點兒也不以為苦，喜滋滋地說：“為女兒服務，是爸爸的光榮！”
　　
　　名單揭曉后，父親簡直可以用“欣喜若狂”四個字形容，一大清早就跑到臺北買報紙，他對報販子說：“你把所有的報紙，每種都給我一份！”
　　
　　這以后，我又陸陸續續得了一些獎。每次，他都把報道我的新聞看了又看，把我得獎的照片壓在他辦公桌的玻璃板下。舉凡向他道賀的親朋好友，他都滔滔不絕地復述一遍我的“奮斗史”及得獎經過。
　　
　　糟糕的是得獎后遺癥。在往后的10年間，父親不論是到郵局寄信、商店買東西，或是到戶政單位辦事，回來后一定會對母親津津樂道：“人家都說，我的女兒好了不起喲！”
　　
　　“奇怪，人家怎么知道你的女兒？”母親不解地問。
　　
　　父親只笑不語，母親恍然大悟：“一定是你自己到處張揚的，對不對？”
　　
　　“當然啰！”父親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更糟糕的是父親幾乎患了“得獎癥候群”，某某大學頒給別人一個榮譽博士，父親竟會酸溜溜地說：“我女兒比他更有資格獲得這項榮譽……”
　　
　　總之，不論別人得了什么獎，好像都應該有我一份。好在家里還有一位冷靜、理性、視名利如“糞土”，經常把我的獎牌拿去墊鍋底的母親，總算平衡了父親的“狂熱”，沒叫我也迷失在其中。
　　
　　1990年底，我帶領殘障團體赴大陸訪問，會后順便陪母親回西安省親。行前當天，突然接到吳三連文教基金會的電話，主動甄選我為當屆社會服務獎的得獎人，頒獎典禮正好在我預定回臺的那一天。惟恐無法及時趕回，我特地要父親代我領獎。事后，據朋友形容，當司儀叫到我的名字，只見父親快步沖上臺，興奮難抑地“標榜”著自己的女兒，惹來臺下一片笑聲。只不過，這股興奮的情緒只持續了短短幾個月，父親就匆匆走了。父親過世之后，任何獎對我都已失去了意義，因為，這個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對我得獎與否那樣在意期盼，并且能與我一起分享榮譽、分享快樂的人了。
　　
　　前些天，社區一位鄰居告訴我，父親曾對他說：“我這個女兒雖然只有小學畢業，可是比起其他得博士的兒女還要讓我引以為傲！”
　　
　　我多么想大聲告訴父親：“爸爸，我所有的獎都是為您得的啊！”
　　
　　（聶勇摘自《世界名家經典散文》
　　
　　圖/孫洪崗）
　　
　　獎
　　
　　1999年的時候，我為了追求自由而奮斗。當時我已經有了很大的名氣。但是，利還沒有獲得，金融不安全感深刻存在著。1999年盡管搜狐融資很多，但是作為公司CEO，我這種不安全感還是沒有消除。
　　
　　后來我說過一句話：我在名利的大道上一路狂奔。的確是這樣。我用了8年，現在金融不安全感徹底消除了。現在我知道了人生的意義，知道要干什么。自然界給人的壽命最多100多年，就是4萬多天。這4萬多天是不是高興很重要。每個人的存在都是自然界的杰作，但是這個杰作能不能活到一種最行云流水的狀態？
　　
　　我的奮斗就是要把奮斗變成不奮斗。幾年前，我每天很早到辦公室，隨時找我都能找到。現在我把主動權收回了，只有我去找誰開會，我要不去找你，你是沒有權力找我開會的。甚至你發一個短信，我都有權不回。
　　
　　我拒絕跟任何人吃飯。以前有很多廣告商要見，現在廣告商我都不見。見廣告商可能會幫助這個季度的銷售，但是我現在關心的是公司長久的競爭力。我在外面喝咖啡，有時候碰到一些人，他們要跟我談跟搜狐合作的事情，我從來不談———這是我下班時間，你跟搜狐合作，應該去找相應的部門。
　　
　　這樣一來，我可以不被干擾地來關注公司最重要的事情，公司需要這么一個人提供創造性。現在有一批管理者幫我運營公司，就像一艘輪船，我沒事拎著榔頭在里頭走來走去，走到哪里敲兩下，保證機器正常運轉。
　　
　　如果我現在全然退休的話，肯定活得更高興，因為我有太多興趣了———思想、音樂、運動、穿越、散步、蹦迪。但是我還是有一些虛榮心的，希望把公司做得更成功。
　　
　　我還需要證明自己嗎？這個世界不是由黑白構成的，在證明和不證明之間有一個很長的地帶。我相信，在中國做企業或者做政治的人里面，需要證明自己的傾向和意圖是最弱的。
　　
　　我追求的是———首先要把“必須做什么”和“應該做什么”的責任和義務從我的辭典里刪去。這幾年我就是在一個不斷刪除的過程里，到現在，還沒有刪完。
　　
　　中國很多做企業的人其實活得很累，因為他們在證明的道路上拼命奔跑。他們都在一種價值觀下朝前走。這就像一條河，一棵大樹橫過來架在河上，就這一條道，無數螞蟻沿著大樹爬，看誰先奔到對岸———可我連這棵樹都砍了，還有什么道？我為什么要過這條河？大家都是在一個價值體系中往上爬，而我是沒有價值體系的。這樣我焦慮很少，活得很輕松、很年輕，我到七老八十，活得跟小伙子一樣，大家都愿意來聽我講課———可能那就是我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