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3日，星期六，上午9點45分，我殺了一個人。監控錄像顯示，當時他走進地鐵站，在所有要去倫敦西區的乘客之中顯得并不起眼。他在站臺前方等候著，直到他能夠聽見我駕駛的列車進站的聲音。這時他平靜地跨步下了站臺、站在鐵軌上，目光直挺挺地望著我，等著被列車撞擊。
　　
　　即將到來的撞擊僅僅只有幾秒鐘，但是我感覺卻像幾分鐘一樣漫長。我當倫敦中心線的地鐵司機已經有幾年了，我從來也沒有想到會看見一位穿著牛仔褲、短袖襯衫的年輕人在等待著死神、還直盯著我的眼睛。當我拉動緊急剎車裝置時，我心里想：“請躲開吧。馬上。希望這是一場惡作劇。”列車越來越近，當我看出他明顯沒有躲避之意時，我閉上眼睛，掩住臉、屏住呼吸。
　　
　　列車終于停了下來。我通知乘客：因為一起事故，車門將推遲開啟，然后我呼叫線路管制員尋求幫助。正在這時，我聽見有人在輕輕地敲駕駛室的門。一位衣著講究的男士問道：“你知道在你的列車下面有一個人嗎？”我看了看擋風玻璃上的斑斑血跡，回答道：“是的。”他怔了怔，看了看手表又問道：“那么，還有多長時間我們才能重新發車呢？”這一句話不可思議地使我平靜了下來———畢竟，生活還要繼續。
　　
　　不久前的恐怖襲擊留給人們心頭的震撼還很深，我隔著窗戶我看到的全是焦慮不安的面孔。但是沒有人擁擠，也沒有人抱怨，只有少數幾位乘客詢問原因，這一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是一系列混雜的行動：車站員工、警察、消防隊員、緊急支援小組和創傷心理顧問全都來了，展開訓練有素的救援工作，尸體被轉移、列車恢復運行。
　　
　　心理顧問告訴我，為了預防心理創傷壓力，我需要休假幾天。我同意接受心理輔導，以確定自己是健康的，可以繼續工作。但是我堅信這不過是例行公事罷了。我很快就重返工作崗位，連續幾個星期，我似乎沒有受到什么影響。然而到了8月，一位警察前來調查，他給我看了一些資料和照片。那個“陌生人”現在有了一個名字、一個家庭和一個悲慘的故事。
　　
　　亨利克•亞歷山德森是從瑞典來倫敦找工作的，他事業成功、人緣也很好，只是身體一直不太舒服。不知為什么，他認為自己的病與艾滋病有關，那個星期他去做了體檢以查明真相。可是到星期六，他再也無法忍受等待的煎熬了：他在極度痛苦的狀態下給父母打了電話，他們很著急，立刻買了到倫敦的機票，然而他們還是晚到了幾個小時：他留下一封訣別信，然后就出發前往車站，趕赴與我的那場死亡之約。假如他再等上一天，他就會得知———所有的化驗結果都是陰性。
　　
　　我辭掉工作回家了，我恐怕根本不是一位理性主義者。因為那天晚上，我在愛人的懷里哭得死去活來。現在，一年過去了，但是我仿佛還是能夠看見亨利克站在鐵軌上，等待著那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